那场改变我命运的高考

又到一年高考季。无论是中学门口的横幅，还是碰见熟人的谈话，抑或是微信群里的热议、朋友圈推送的信息，都让人感受到浓烈的高考气氛。这两天，我的思绪一再被拉回到27年前那场改变命运的高考。

我是1990年7月参加高考的。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广大农村逐渐摆脱了贫穷饥饿状态。我的家乡在陕西商洛农村，那是秦岭山脉的腹地，绵延的群山看不到尽头。

那时候，商洛多数农家已经能吃饱穿暖，但生活依旧拮据，供孩子上学很不容易。摆脱贫困，走出大山，是我们的梦想，也是努力学习考大学的动力。高中三年，我的母校是大荆中学，这是商洛山区农村的一所普通中学。学校离我家20多里路，住校生活十分艰苦，我们能够坚持到高考实属不易。

母校的高考升学率极低。每年有四个高中毕业班，近200名毕业生，最终能考上大学者寥寥无几。在高一的时候，我成绩并不突出。进入高二开始分文理科。我喜欢历史、语文和政治，便毫不犹豫地选报了文科，结果却被分到了理科班。老师的解释是，文科班往年几乎无人考入大学，选择文科的都是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暗下决心，要在学好理科的同时自学文科，全面提高。

事实证明，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理科重点班名列第十几名。根据经验，每年能考上本科院校“翻秦岭”的最多不过三五人，能考上专科院校的也不过十几人。照此推算，我最好的结果便是考入商洛师专这样的末流大学。我急了，找到文科班主任侯老师要求转科，但他说转科必须经过教导主任王书勤老师同意。我径直去找王主任，却被他直接拒绝。他说，分科已经半年，如果我现在转学文科，上课就像梦游一样，根本听不懂。

那个寒假，我一直在纠结不安中度过。

春节过后，我铁下心要转学文科。开学第一天，我再次找到班主任曹老师和侯老师，为转班的事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没有效果。无奈之下，我直接涂改了报到单，把“高二（三）班”改成“高二（四）班”，然后拿着报到单办理缴费手续，最后全套手续交给文科班班主任侯老师。他仔细查看单据后问：“王主任同意了？”“同意了！”我肯定地回答。于是，他给我安排了座位，发了新书。

进入四班后不久，我与王建柱同学成了同桌。他是文科的“标兵”，考试成绩稳居第一，李琳第二。侯老师对我寄予厚望。但后来的期中期末考试，我没有超过同桌和李琳，侯老师有些失望。按照往年的高考成绩，文科班最多能考上2人，而且都是专科。我压力很大。

为了补上前面欠缺的一学期课程，我只能在寒假和暑假下功夫。当时，家里条件差，我学习和睡觉的地方是个小黑屋，光线很差。我天天闷在里面看书，特别是学地理查地图，视力明显下降。从那时开始，我配上了第一副眼镜。但当时近视并不明显，眼镜不太常戴。我真正离不开眼镜，是在十年之后的1998年，完全是电脑惹的祸。

我原本喜欢文学，梦想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但在我上高二的第二学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深深影响了我。1989年春夏之交，我天天抱着父亲给的破旧收音机听新闻，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煽情的报道，我的心飞到了北京。当时谣言四起，特别是关于邓的谣言很多。根据传闻，我也骂了一句，恰好被老父亲听到。他立马训斥我：“你还骂他？如果不是他，不是改革开放，你连饭都吃不饱，说不定早就饿死了，怎么可能上高中？！”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至今无法忘记。

进入6月，邓出来了，动乱随之结束。我把邓的讲话听了好多遍，从此喜欢上了政治。也就是在个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捡到了别人扔掉的一本红皮书，我对这本书的内容饶有兴趣，我发现它行文严谨、结论鲜明、文笔简洁，无疑是大手笔。这本红皮书，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对文学的兴趣渐淡，我开始喜欢政治理论，最后高考时的政治成绩高达94分，被录取到了政教系。

进入高三以后，学习目标进一步明确，对高考的了解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周围能够通过预选考试参加高考的学生也很少，要提前掌握考试信息并不容易。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特意借到了当年的高考试题和参考答案。我仔细研了读那本材料，对高考试题的结构、方向、难度和特点有了初步了解，高三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了。

当时的高考，文科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其中语文和数学满分各为120分，其他四科满分各为100分，总分为640分。理科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其中生物满分是70分，其他与文科相同，总分为710分。我喜欢学地理、历史和语文，英语也不错，就是不喜欢数学。我不太爱做数学题，对于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偶尔会偷工减料，拖拖拉拉，所以数学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考试成绩在文科班升居第一名，同桌王建柱好像退到了第三名之后，让人大感意外。他学习刻苦，每天都在埋头苦读。早读时间，他经常声嘶力竭地朗读历史课本，似乎很费力。可能是由于家境不好，他把每一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一点也不浪费。但他很开朗很乐观，我一直很佩服，去过他家好几次。前排坐着一位漂亮女生，她经常回头请教各科问题，但只问同桌，从来不问我，我还挺嫉妒呢！

当时，我任团支书和学习委员，说话耿直，可能得罪了人。某一天，我发现语文课本不见了，同时丢语文课本的还有前排那位美女同学。当时语文教材刚刚改版，新书奇缺，丢失课本，学习不便。我发誓要把这个小偷找出来，那位女同学也很着急，一再请求我帮她找书。就在我努力明查暗访的时候，前排女同学的语文课找到了。我追问，但她拒绝解释，只说是班上一位同学还给她的，她要替人家保密。原来，她的书是被误偷的，我才是真正的目标。对这位美女同学，我相当无语！整个高三，我没有语文课本，学习受到了影响。

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突出，寒假之后我学习劲头十足。但是，在大荆中学，应届毕业生很难考上大学，每年高考成绩上本科线的二三位同学基本上都是复读生，而且都是理科。因此，我心理压力很大，既渴望一举成功，又怕考上专科院校进退两难。高三第二学期，我把全部精力用于备战高考，有时候几个星期都不回家。

那时候，父母忙于劳作，对我们的学习无暇关注，根本没有现在这种全家备考的阵势。但是，不关注并非不关心，父母亲经常会给我捎来吃的东西。每逢大荆镇集市日，我就会抽空到街上转转，看能否遇到村里熟悉的人，顺便问问家里的情况。家里经常会给我捎来馒头、锅盔、酸菜，或者暖熟的黄柿子、挂霜的柿饼，这在当时都是父母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偶尔，父亲或母亲会利用赶集的机会来学校找我。如果正好是上课时间，他们会一直在教室门口等待，直到下课铃声响起。他们每次都来去匆匆，没有过多的话语，临走只说一句：好好学习，有啥需要尽管说！当我接过东西，他们就转身离去。此时，我总会呆呆地站着目送他们，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那排老师宿舍的转角处。这样的情景，每个住校生都会经历，为了不辜负父母的辛劳，大家都很刻苦很节俭。

1990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2月中旬开学，5月中旬进行预选考试，这三个月是高中三年最紧张繁忙的时候。当时我和林锋、任小平等同学租住在武村一户做粮油生意的人家的二楼。照例是每天晚上看书学习到12点，早晨天微亮就起床上学。人们常说，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这话一点没错。高三的学习生活忙碌而充实，从来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也不再跑远路到大荆河里去洗脸刷牙。晚上既不会熬夜，也不会早睡，一般是上床入眠，在国歌声中弹起，生活很有规律。

当时的学习效率很高。我知道自己的弱项在数学，强项在语文和历史，所以天天做数学题，逐章推进，同时抽时间复习历史地理和英语，确保弱项不弱，强项更强。学习历史、地理、政治，不能死记硬背，要动脑用心，做到快速联想、纵横对比、分析理解，要善于抓住关键词、逻辑线索进行识记。语文是我的强项，从初中开始我的作文就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宣读，加之刚上高三语文课本即被偷走，那一年语文学习有所放松，高考时语文成绩不佳。

高考前近2个月（5月12日），学校照例进行了预选考试。预选考试也是高中毕业考试。对于多数同学来说，预考结束就能领到高中毕业证，这标志着他们学生生涯的彻底结束。预选考试结束那天（5月14日），我在学校附近几位同学租住的房子里参加了一场聚会，参加的女同学有十四位好友。大家唱歌、聊天、下棋，通宵畅谈，谈高考、谈理想，谈未来，谈友情，气氛热烈，彻夜未眠。就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几位同学，也畅所欲言、纵情唱歌，令人难忘。

预选考试结束后第五天，学校公布了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的名单，我排在文科类首位。这次预选，学校根据教育局分配的考生名额，从近200名毕业生中选出了40多名同学。我们将留校学习，7月步入高考考场，落榜的同学则离校回家。预选考试是比较严肃的，但似乎有个别老师的孩子得到了关照。

那次预选，好几位关系很铁的同学都落榜了，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林锋是我的同村同学，我们一起上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三时又一起租房同住。面对预选落榜，不得不离校回家的窘境，他竟然当众失态，像孩子一样爬在我肩膀上哭起来。

预考结束后，多数同学离校，高中区域冷清下来，后排教室门可罗雀。留校的同学开始拼命苦学，课间没有喧闹，中午不再外出，晚上灯火通明，清晨早早到校。连续一个多月，大家闷头修炼，期待化蝶高飞。这一个多月，我没有回过25里外的家乡，母亲和父亲多次来到大荆镇，为我送馒头和酸菜。他们来不了时，就会托邻居捎东西过来，尽量不让我受饿。

每年7月7、8、9日是当时法定的高考时间，此前一个月是报名时间，考生要提交户籍证明。我的户籍证明是让大哥去办的，大哥给我表格时，我没有仔细看就交给班主任了。高考前2天，即7月5日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出发，翻过黄沙岭，行程50里路赶到县城。

那时候，出门考试都是自己行动，父母不可能陪伴，更不可能在考场外守候。临行前，母亲给我做了好吃的，就是白开水泡锅盔，外加一个荷包蛋。由于高考升学率很低，父母对于我们考大学并不抱太多希望，没有送别，没有嘱咐，很平淡。

中午赶到商县县城后，学校负责高考工作的丁全安老师告诉我，县招办没有给我发准考证，因为我提交的户籍证明填写不完整。我一下就懵了！丁老师说，现在要找个人赶回砚川乡政府，为我重开户籍证明。在场的老师不少，大家听到丁老师的建议，都低头转身，默不作声。无奈，丁老师给了我三张空白表格，让我返回。

当时正逢夏收季节，乡政府和放麦假，估计无人办事。丁老师嘱咐我说，实在开不到证明就不必来县城了，明年还可再考！

我骑车回家，一路上心情悲壮。推车十里坡，上得黄沙岭。站在盘山路高处，环顾茫茫群山，我失声痛哭！儿时的梦想，走出大山的渴望，三年饥饿困顿寒窗苦读，难道就是这样的结局？在岭上伫立一小时，我骑车狂飙而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这样安慰自己。

家人对于我的突然归来，非常惊愕，纷纷询问缘由。我显然对大哥有一肚子怨气。几位邻居也赶来询问究竟，大家都说现在乡政府根本找不到人，李文书很难说话，麦收时节找他盖章肯定遭拒，看来我只能明年再考了。吃饭时，父亲很失望，母亲六神无主，妹妹长吁短叹，我灰心丧气。唯独大哥没有丝毫紧张，他劝我先吃饭，晚上再说。天很快就黑了，大家一夜无眠，大哥不知道在他的屋子里忙碌什么。

第二天，也就是7月6日早上，大哥来到我床前，把盖好骑缝章的三份表格递给我。我大吃一惊。面对我的狐疑，大哥解释说，最近乡上正在搞人口普查，他是普查员，乡上的公章恰好在他手上。我知道，大哥是个能干的人，在部队当了五年汽车兵，退伍后虽然是个普通农民，但善于钻研，经常帮村里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和农机，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尤其擅长篆刻。我立即准备去县城，父亲怕我再出意外，执意要与我同行。

一路上，父亲给我详细谈了自己的计划。我们家有五个孩子，两个哥哥，两个妹妹。两个哥哥都是高中毕业，都在高考中名落孙山，随后相继成家。两个妹妹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显然，父亲对我参加高考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根据两个哥哥高考和复读的经历，他认为考大学实在是太难了，我不可能及。但是，多年来，无论家境多么困难，他始终是全力支持我们兄妹上学读书的。

父亲说，他一生坎坷，一事无成。在生产队里，他是机修工，是业余剧团的导演；分田到户以后，他是泥瓦工，常年为别人盖房建坟，自己却盖不起房子；近年来，他又兼任乡村医生，背着药箱四出为乡亲们行医治病，自己却身体不佳。父亲认为，后半生他只有两大成绩，一是为两位哥哥娶妻成家，二是盖了一座四间瓦房。他打算把老房子和新房子分给两位成家的哥哥居住，自己则准备在哥哥的院子边建两间小房子养老送终。如今，父亲年老体衰，他自知无力为我建房娶妻，竟然一直打算托人在关中农村为我找个人家，让我去当上门女婿！一路交心，句句是真！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赶到县城，把证明材料交给了丁老师。他也很吃惊，听了我的解释，他将信将疑。下午下班时，我拿到了第二天的准考证。当夜，我和父亲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小旅馆里。第二天早上，我赶到商中参加考试，父亲一直陪我到考场。

我进教室了，父亲则站在教室外，透过玻璃窗看着我。我领到试题开始忙碌了，父亲在窗外冲我招招手，转身离去。考完第一科，我在考场周围没有找到父亲。回到小旅馆，我看到了父亲留下的字条：“向阳，你好好考试，我留在这里没事，还得花钱，就先回家了。即日。”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三天考试，过程顺利。基于我对历年高考试题的熟悉，当年的试题明显偏难。考完之后，我买了参考答案，仔细核对，逐一分析，估分为435分，非常不理想。在同学们集中住宿的宾馆，包括丁志勇在内的几位老师对我的估分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他们知道，陕西省1989年的文科本科线是472分（就是我们当时说的“翻秦岭”线），照此标准，我连专科都考不上。但我根据试题难度推算，1990年的本科线可能会降低不少，我还是有希望上本科线的。

高考结束后第四天，我们回到学校填报志愿。填报志愿的依据是个人估分和招生报，招生报刊登着大学录取计划。父母不懂这些，也无暇顾及，志愿完全是我们在学校完成的。在第一批录取的本科院校里，我选报了陕西师大的中文系和政教系。选择陕西师大的原因有三：一是这个学校出版了很多中学教参资料，资料上的学校简介和精美图片让人印象深刻；二是这个学校属免费师范，上学花钱少，父母负担轻；三是我感觉自己适合当老师。在专科批次里，我选择了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梦想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

填报志愿回到家里，我开始帮父母下地干活，主要是收麦翻地、栽种玉米。干农活很艰苦，白天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全身汗，晚上是双手水泡火辣辣、腰酸腿痛难入眠。一点也不像如今城里人想的那么浪漫，可惜我们的孩子无法体会，他们以为眼前的轻松生活是理所当然。

在等待录取结果的那些天，别人问我考上哪个大学了，我回答说可能是陕西师大。几位当老师的熟人提醒我，陕西师大是国家教委直属大学，牌子很硬，我的估分太低，不大可能会被录取，应该低调一点。

大约7月27日，就是高考结束后二十天，听说成绩出来了，我立即放下农具骑车赶到大荆中学。正值暑假，学校里静悄悄的，我们几个人找到住校老师询问得知，我的成绩很高，要知道具体成绩，需要去县城找丁全安老师。我和张红同学一起，立即乘长途汽车赶往五十公里外的商县县城。在县招办门口，我们见到了丁老师，得知我考了442分，文科本科线是437分，我上线了！但同去县城的张红同学，因为成绩不理想，独自走了。

天黑时，我赶回了家。一进村子，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我预感到家里出事了。一进家门，一家人都呆坐着，父亲阴沉着脸，唯独不见大哥。一问才知，原来大哥的婚变有了结果，法院执行庭的人带着女方赶来，目的是搬运判归女方的家具。当时大哥进行阻拦，法警就把大哥抓走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我把考试成绩告诉父亲，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全家人逐渐轻松起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也很快传遍了全村。

接下来的暑假生活归于平静，我每天照例随父母下地干活。大约8月中旬的某一天，有人赶来告诉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立马跑到同村的林儒恩老师家，从抽屉里找到了一封印有“陕西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字样的信函，看到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同学：经陕西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政治教育系学习，学制四年……”。

我举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了父亲。他正在帮林玉智老师建房子。他从房顶上顺着梯子慢慢爬下来，用一双粘着泥巴的手，颤抖着打开录取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随后，这份信件在人们手里不断传递，大家一致要求父亲请客。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父亲请乡亲们在家里喝酒吃饭，让我逐一给大家敬酒，晚上还在打麦场上放映了电影。

此后的十几天，母亲从镇上赶集买来花布，为我精心缝制了一床棉被和一条褥子。但是，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大哥二哥都很沉默。二哥找了个理由外出打工，一直到8月底我开学临走时才回家。他高考失利后又经过两年复读，始终没有如愿，所以心情沉重。

当时，随录取通知书发来的缴费通知单上写的学杂费总共是198元，父亲为我准备了300元钱，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中学教师两个月的工资。当时的钱都是十元纸币，为了防止意外，母亲特意在我的内裤上缝制了一个口袋，把钱装进去后又封口，我到校报名缴费时，不得不钻进厕所费了很大劲才拆开。

1990年9月2日清晨，父亲和一群外出打工的、卖血的乡亲们一起，陪我去西安报名。当时我的行李是一只大木头箱子，里面装着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我们天没有亮就赶到大荆镇口前车站，坐上了去西安的长途班车，当时的票价只有3.2元。车子进入关中平原，最后停靠在东郊三府湾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省城西安，大城市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又新奇。大伙轮流扛着我的大木箱，一直走到西安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我们与乡亲们分手。他们有的要去宝鸡某医院卖血换钱，有的要去北郊某建筑工地打工，有的甚至要乘火车去山西煤矿挖煤。我和父亲则坐上陕西师大派来的大客车，沿着环城西路来到了西安南郊那个美丽的校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1990年，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能够考上大学的人极少，虽然国家不再包分配，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来说仍然供不应求的。根据史料，1990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和录取人数分别是283万、60万，录取率仅为21%，本科减半。今天，高考录取率早已超过90%，大学教育已经相当普及。因此，今天大学生的含金量与那时候是无法相比的。

师大四年，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使人受益终生，低廉的求学支出符合一个农家孩子的实际情况。学校前两年没有收取学费，后两年每年收取学费120元。学校每个月发给我们的生活补贴从17元逐步增加到毕业前的47元，在伙食方面自费不多。大学四年，我总共花了家里2500元钱，其中包括入学时的300元，也包括大学毕业前考研和到上海复试的花费。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回首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1990年的高考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除了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当时没有第二条走出大山的道路。中国的城乡差距世界第一。

上大学以前，我们根本不可能跳出农门，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父亲没有能力为我们弟兄三个建房娶妻，甚至早早就打算让我去关中农村上门。尽管我的农民基因终生难除，但考上大学以后的进步是迅速而显著的。

1994大学毕业之时，又顺利考上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成为高校教师。随后又在工作中学习提高，获取博士学位。相比之下，那些没能通过高考走出来的同乡同学，不少人至今生活艰辛、无法自立。

改革开放为每个中国人创造了充分施展能耐的条件。尽管大家最终都能够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作为政府甄别人才的重要途径，高考制度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了稳定可期的上升通道，其社会功能不容否定。

在高考中胜出，本身就是学习能力的证明。莘莘学子，无论出身多么卑微，只要考上理想的大学，就能够显著提升能力和素质，使其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具有长期优势。同时，高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定位，使其更有可能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变为知识分子。

27年前那场改变我命运的高考，永远值得纪念！一生辛劳，备受坎坷，却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突然病逝的父亲，以及饱受病痛折磨，去年不幸离世的母亲，更令我终生难忘。敬爱的父亲母亲，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你们安息吧！

2017.06.10，西安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