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梨视频曝光的水滴筹“地推”事件，引发大量争议。在水滴筹连发了两次公告后，12月5日，水滴公司的创始人兼CEO沈鹏发表公开信，讲述了他做水滴筹的缘由和过程，并对“地推”事件道歉。
其实，反观这次“地推”事件，其实是一次全民公益教育的好机会，让公众看到水滴筹并不是慈善组织，而只是一个筹款工具。
01 公益不应该有“道德洁癖”
在水滴筹“地推”事件发生之前，不少人停留在“公益就是做好事”的感性认知上，认为公益就应该免费、纯付出、纯牺牲。这也是网民对水滴筹地推人员拿提成、从筹款导流到保险愤怒之关键所在。
然而，这种感性认知，却忽视了免费“公益”的可行性和持久性。毕竟，只有富人才有能力一直免费为受助者提供帮助。
即便是公益组织，也会从总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费用的支出。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规定慈善组织“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理性来讲，公益不应该成为富人的专利。正如马云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做很多不是公益,很多人做一点点才是真正的公益。
公益事业要想发展壮大，就不应该有过度的“道德洁癖”。允许“不免费”公益的存在，才有利于吸引大部分普通人的加入。
02 互联网个人社交大病筹款不是慈善公益
此次水滴筹“扫楼”事件，反映出网民对慈善公益认知的缺乏：很多人常常把公益和慈善混为一谈，更分不清尚属新生事物的互联网大病个人社交筹款平台和公益。
其实，公益和慈善很好区分。慈善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当前的困难进行帮扶，公益则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追溯问题根源和问题的最终影响，从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经济甚至是政治层面去解决问题。简单来讲，慈善隶属于公益。
虽然个人社交大病筹款平台能帮助很多人，和公益有很多交叉点，但正如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在公开信中所说，水滴筹的“核心本质是一个免费的互联网个人社交大病求助工具”，并非公益或慈善。
互联网个人社交大病筹款和公益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可以由个人发起，是基于筹款人的社交圈进行的求助，而后者必须要由慈善组织发起，可以面向公众进行募捐。
相比后者，前者能更高效快速地为受助人筹集到治病钱，但也因为效率牺牲了一些更繁琐的审核流程，无法完全做到严谨公平。
另外， 从法理上讲，个人社交大病筹款平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适用的范围，不受志愿者需无偿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十一规定：“本法所称慈善服务，是指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志愿无偿服务以及其他非营利服务。”
从起源上来讲，互联网个人社交大病筹款平台，是“社交圈大病求助”＋互联网的产物。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个人得了大病，会向周围的亲友、同事、邻居等发起求助，互联网的出现让这种求助变得更加便捷，资金更加可溯。
捐款的人都是发起人社交圈延伸出的人脉，并不涉及公众利益。但是由于筹款人数量庞大，加之媒体的报道将小圈子筹款公开化，确实对公众感情造成了伤害。
03 商业是互联网个人社交大病筹款生存的基础
水滴筹开创了互联网个人社交大病筹款0服务费，也就意味着水滴筹并不能赚取筹款人的钱。为了可持续发展，水滴筹必须要有其它的资金来源。
沈鹏在公开信中谈到：“尽管水滴公司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但我们坚持从公司融资款中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水滴筹业务的运营。我们从不向筹款人收取任何服务费、筹款佣金等，因为我们有信心找到其他合适的盈利点去支持整个公司的发展。”
为了生存，水滴公司采用“筹款＋互助＋保险”的模式，毕竟没有保险等商业板块，水滴公司就无法长期支撑水滴筹的０服务费，维护筹款人的利益。
和纯粹追求商业利益的企业不同，水滴公司更像是一个社会企业，企业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以健康保障的全产业链为目标，水滴公司发展了水滴保险商城、水滴互助、水滴筹和水滴公益四条业务线。有相关学术机构因此将水滴公司定义为“混合型组织”，“水滴公司的商业模式体现了商业活动与社会使命互为动力，这种动力已成为创新的源泉”，但尴尬的是，国内“混合型组织”这一概念尚不成熟，这也是水滴筹如此轻易成为争议来源的原因。
但冷静想想，地推人员的问题，只是管理上的问题。
正如沈鹏在公开信里所说，“这次的事件，大家批评最多的是水滴筹线下服务团队怎么可以为了‘提成’去做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确实，尽管最初在绩效设定的时候，我们综合考量了项目真实性、服务质量和服务患者人数等因素，但是因为对前两者的强调和宣导不够，导致线下在实际管理和执行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是我们管理层的管理责任，我们价值观没有深入到员工心里，我们的管理动作没做到位。”
04 争议是社会救助体系成熟的体现
有争议，是好事。理不辩不明，有争议才会有理解，有理解才会有进步。
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是人性的需求，也是社会有识人士对自己的救赎。但关于如何帮扶的问题上，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社会救助方式的多元化，也必然会引发争议。
有不同的观点，是成熟的体现。
我国在慈善公益、社会救助等方面正在日趋成熟。
除了1993年实施2017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199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2004年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7年公布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201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涉及民生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也即将出台。
第八届、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济法》（当时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规划。
2018年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共116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位于第一类项目：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2019年7月3日，列入民政部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送审稿拟报送国务院，责任单位：社会救助司、政策法规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使用的“救助”一词，让我们欣慰看到，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已经不局限于公益一种方式。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互联网个人大病筹款平台的争议，只是社会救助体系走向成熟、走向多元化的道路上的一个小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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