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凤英自述 / 沙舟撰稿
沙舟注：本文是继母雷凤英的感恩之作，被《雷氏家谱》收录。本次在简书连载，本人参读舅舅雷凤生撰写的《母亲》，做了一些修正，使之更加真实、完美、感人。
本文以雷凤英第一人称自述。
年轻时的雷凤英
1952年，我十一岁。政府在我们村附近的通格朗办了一所学校，并号召适龄孩子都要上学。
那时候新中 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翻了身的穷人元气大伤尚未恢复，多数人家念不起，即使能念起也是男孩子优先，何况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很落后。我常听人们说两句话：一句是“养儿要用千张纸”，一句是“养女要用千条线”。意思是说，儿子念书理所当然，女儿会做一手好针线就算抚养成人。
对重男轻女的这种偏见，我的父母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不管男孩儿、女孩儿识字总比不识字强，好不容易有了学校，可不能再当睁眼瞎子了。所以，在那么贫穷的状态下，父母亲坚定地将我送入学校。
学校距离较远，只能住校，我的生活自理不了，巧遇我的一位好心的叔伯姐姐雷治鹅，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她比我大三岁，是个热心人，我的生活、学习得到了姐姐的大力相助，至今难以忘怀，挂念不已。她现居住在呼和浩特，我专门去看过几次。
1955年，父亲病逝，家里的生活陷入困境，但母亲说“不到万不得已你勤念，穷死咱也要把小学念出来。”后来我转到纳林希里学校继续读书。
由于父亲长年累月的看病，饥荒塌下一堆。说实话，当时穷得连五毛钱的学费都拿不起。有年开学，母亲没办法就跑去和邻居麻瑞祯借了五毛钱。为了还钱，妈妈把家里唯一的一个大瓮都给卖了。
1958年我小学毕业。由于父亲去世，家里实在太穷，看着妈妈日夜操劳，实在不忍心再念了，决定回乡务农，帮助妈妈料理家务，挣那几分工。
由于母亲的娇惯，对体力劳动我是个弱者，好多营生不会做、干不动，生产队只给我记七厘工，别人挣十分，我挣七分。劳动回来，帮妈妈担水、做饭、打猪、喂鸡、搂柴、拾粪、推碾子、拉磨…...母亲是主劳力，我是辅助工。
因为没钱烧不起炭，家里取暖、做饭以捡柴禾掏沙蒿为主，这些都是男人的营生。父亲走了，妈妈既当妈又当爸，每天农业社劳动收工后，我们娘俩就跑到东梁掏沙蒿。一次沙蒿掏得多了背不动，妈妈在前面背，我在后面扶，用力小站不起来，用力大柴捆子就朝妈妈的头顶滚落过去。娘俩围着那背柴禾卵蛋蛋，眼里的泪蛋蛋抛得泼啦啦，心想，要是爸爸在，还用我们娘俩受这份罪！
五八年八月十五那天，生产队通知我们年青人要到伊旗的纳林塔参加炼铁。当时，我算有文化的人，参加了文艺队，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妇女队长等职。
为此，我们成立了“青年先锋队”，就像部队战士开赴前线一样，雄赳赳气昂昂，步行上路。走了两天到达目的地。一看是两山夹一沟，我第一次走进大山，抬头见天，感觉很稀奇。
两面大山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场面很壮观。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为自己吃住挖窑洞，一切安顿好后，便投入到了生产当中。当时一没设备，二无技术，啥也不懂，人家让干啥我们就干啥。反正是“山山点火，村村冒烟”，有搬运矿石焦炭的，有砸矿石的，有砸废铁的，有宣传广播的，有负责后勤食堂的，到处是一片忙乱，一片沸腾。
那时候照明都是煤油灯。可是在炼铁现场，每到夜晚两面山坡火光冲天，蔚为壮观，因为每出一炉铁谁也不敢停，必须昼夜干。人的干劲十足，一边干活，一边唱着战歌，我们虽然是连续作战，疲困乏力，但战歌一响起，人们就像吃上了兴奋剂，斗志昂扬，浑身好像有了使不完的劲，互相之间进行着紧张激烈的竞赛。
每当出铁的时候，是人们最兴奋的时刻。那时候的人们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干劲，吃着粗粮、穿着破衣、睡着窑洞、唱着红歌，昼夜不歇，连续作战，一门心思就是向国家多交钢铁。
虽然炼钢以失败而告终，但人们的那种激情、那种团结、那种精神史无前例。
在四个多月的集体生活时间里。我结识了好多朋友，如武鹅则、石菲菲、石毛女、高思思等，因我生活困难，几位朋友只要家里捎来好吃的，就给我夹到碗里，让我和她们分享；我不会干的活儿，几位都主动过来帮忙，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可惜后来都嫁人成家，很少联系了，至今我都在想念她们！
腊月十几，宣布让我们回家，“炼铁”也就随之解散了。我们没明没夜干了四个多月，回家时每人发了五块钱算我们的酬劳，我高兴地买了一双运动鞋。
回来以后，我一心投地帮助妈妈在生产队挣工分。那时说实话，梦也没梦见能参加工作。母亲也只是盼望女儿长大，能找个好一点的人家嫁了就算完成任务。
突然有一天，公社通知要我到新街报到，参加全旗的卫生训练班。听到这一消息，母女两个激动得不知该怎么形容。妈妈看到我穿得破烂不堪，怎么出门呢？当天晚上，在煤油灯下连夜给我缝制了一条裤子。第二天我穿着妈妈缝制的新裤子步行上路。
在新街培训了三个月，被分配到旗防疫站下乡普查性病。跑了半年时间，把伊旗的山山水水都丈量了一遍，摸清了全旗性病患者的基本状况，为彻底消灭性病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59年的后半年，普查结束。旗里让我们暂时回家，等待消息。
年底旗卫生局又通知，让去新街参加卫生局的考试。很幸运，我被录取了，分配到伊克昭盟卫校学习一年。
毕业后被分配到伊旗防疫站工作。试用期间每月工资只有十九块，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下乡抓生产，把我分到纳林希里公社，离家很近，但半年多时间也没敢回一次家。那时候的干部真听话，记得下乡走的时候是正月十五，穿得棉衣服，后来天气变暖，谁也不敢提回家换换衣服，直到农历六月份，领导才给我们准假回家换了衣服。
半年后，领导通知让回去参加“整风”运 动，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把下乡半年群众有什么反应、意见、问题都得提出来，以便整改，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整风”结束后继续下乡搞秋收抓生产。
1963年我被调到伊旗医院当护士。医院是三班倒，端屎倒尿都是护士的工作。还要帮助病人翻身、吃药、打针、输液、烧火炉子、上夜班要提着马灯巡查病房。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猫头鹰的尖叫和病人的死亡。猫头鹰的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抬着病人到漆黑的太平间，吓得人毛发都会立起来。就这样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后来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肯定。
那时候工作辛苦，风清气正，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六十年代初，兴起一股跳舞风，工作之余，每天晚上出去不是跳舞，就是看电影，而且不用买票。那几年是我最快乐的一段人生，简单纯洁、无忧无虑，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很欣慰。
62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大批干部被精简回家。国家规定：凡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一刀砍。”我59年参加工作，正好属于“挨刀”对象。之所以没被砍掉，是沾了丈夫的光。那时丈夫被部队选调到伊旗武装部工作，我成了名符其实的“军属”，政策规定，“拥军优属”是不能随便“砍”的。加之，我的工作踏实、表现不错，卫生局“特赦”将我留了下来。
1964年，旗政府从新街搬到了阿镇，我们医院也随之搬迁。
六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我们每天唱红歌，读红书，白天晚上开大会。我们医院的主要工作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变成了接待串联的场所，我们为这些串联的青年学生包扎脚伤，有感冒、中暑者及时给予治疗。
当时，上面号召“要文 斗，不要武 斗”，实际情况是武 斗得很厉害，不少老干部被打死致残。我觉得不对，好多人都看不惯。这时我提议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好多观点一致的人都积极响应，大家一致推举我当队长。我们的任务就是贴大字报，保护那些被武 斗的老干部，成立了医院的临时领导班子，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我们做对了！今天我们医院那些老同志、老同事提起那段往事历历在目，都觉得我们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
1971年我随夫调入达拉特旗，在旗人民医院依然从事护士工作。院领导认为我干得不错，提拨当了护士长。73年医院又派我到包头医学院进修学习。由于自己文化基础差，人家都是中专生，我是个小学生，学习压力很大。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毕业后回到医院，院领导让我当总护士长，后又调我到药房当科主任，直至退休。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女孩子，第一个吃皇粮的公家人，不仅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对我们家族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尤其对弟妹的影响极大。
退休后的雷凤英
欲知后事敬请继续关注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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