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透
一
电影《黄金时代》中，许广平看完《生死场》说“贫穷和饥饿谁不熟悉呢？但没有一个人像她写得那么触目惊心。”看完小说《生死场》，觉得“触目惊心”这个词用得好。有人问：“《生死场》是写什么的？”鲁迅说它写“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我很想说：“它写贫穷。”
萧红的文字，粗看是朴素的、自然的，细看是细腻的、灵动的、清新的，再读却尽是荒凉悲戚。
萧红的小说是不像小说的，没有主要人物，没有主要事件，尽是景和看似杂乱无章的叙事。
《生死场》里出现的人物有：二里半、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二里半的儿子罗圈腿、王婆、王婆老公赵三、赵三和前妻的儿子平儿、王婆和前夫的女儿、金枝、成业（金枝老公、福发侄子）、福发和他老婆、金枝母亲、李二婶子、五姑姑、五姑姑的姐姐、月英、李青山、城里的周大娘、城里的独身汉。
王婆是个有“故事”的老女人，她在院子里说自己的故事，簇拥着邻妇或是淘气的孩子，说她摔死自己三岁的孩子，因为“要小孩子我会成了废物”；第一个老公打她，她便带着儿子女儿到另一个男人冯家；怎么又成了赵三的老婆，大家都为她的旧事好奇。因为赵三卖了牛，终于成了一个没有庄稼的庄稼人。王婆服毒自杀，盖上棺盖前因为觉得渴了又救了自己一命。王婆显然是男权乡村的反叛角色。当男人们偷偷集会神秘地商量着打死地主的勾当，女人们都哀怜地来嘱告王婆破坏这件险事。晚上，王婆没有求男人赵三别干这事，而是很从容地问“你们的事预备得怎么样？该下手就下手。”在男人的惊疑中，又说：“我知道的，我还能弄枝抢来。”而她真的不知从哪找来一支老洋炮，并教男人如何装火药，怎样上炮子。
17岁的金枝被20岁的青年成业看中，因肚子有了孩子，母亲没法，将她嫁给了成业。嫁给成业后不到四个月，“吹着口哨打着鞭子觉得人间是温存和愉快”的成业就开始打骂金枝了，金枝也像其他村妇一样开始“咒骂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金枝的女儿生下刚一个月，成业因为米价卖不了好价格开始发火，与金枝吵闹，并发疯了似的将小金枝摔死了。小日本进村后，成了寡妇的金枝去都市讨生活，做了“缝穷婆”，却被城里的独身汉“强暴”，她又羞恨地跑回了乡。金枝的成长史是乡土女人的普遍历程，母亲的打骂是远超过关怀的，父爱是不存在的，男人的温存是短暂的，世道是残酷的。好比金枝在都市讨生活时，周大娘告诉她“缝穷婆谁也逃不出他们的手。”缝穷婆逃不出独身汉的手，她们“不能逃开，事情必然要发生”，女人逃不出运命，乡村逃不出贫穷，人逃不出生老病死。一开始那个勤劳单纯为着爱懵懂地私会男人一心记挂母亲的小姑娘，最后剩下的，也就只有恨了，“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都不恨。”
二里半是《生死场》中最温情也是唯一有点暖意的一个人物。他的腿是不健全的，他老婆的神智是不健全的。他的傻老婆麻面婆的塑造，也有泪中带笑的效果。其他女人生孩子不敢出声，即使痛得死去活来，因为怕家中的男人；只有麻面婆每次生产时对男人破口大骂，引得产婆扭着身子闭着嘴笑。二里半觉得对老婆要宽容，他劝赵三不要常和自家女人吵嘴，说“那会败坏了平安的日子。”二里半不仅对老婆，对动物也一样有深厚细腻的情感。二里半在路上遇见王婆赶着老马去屠场，他“感到非常悲痛。他痉挛着了。过了一个时刻转过身来，他赶上去说“下锅汤是下不得的……下锅汤是下不得的”。李青山众人搞革命军宣誓，找遍全村没找到公鸡，要了二里半的老公羊；待要杀羊时，二里半不知什么地方捉一只公鸡来，默默将山羊领回家去。老婆和孩子相继死掉，二里半决定参加革命军，临行前一夜计划将羊杀了，“他要使自己无牵无挂”，但终于还是没下得了手，“二里半许久许久的抚摸羊头，他十分羞愧，好像基督教徒一般向羊祷告”。
萧红的文字是细腻的，很有女性气息的，却又有着战士的力量。萧她在《呼兰河传》中控诉乡村的无知愚昧，在《生死场》控诉乡土中国的男权。
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因为得了瘫病，丈夫任其自生自灭。丈夫说她快死了，不用被子，用砖依着她，整夜不给被子不给喝水，臀下腐烂了，长出小蛆虫。当她在镜子中看见自己时，“悲痛沁人心魂地她大哭起来。”三天后，她被葬在荒山下。
五姑姑的姐姐难产濒临死亡，她的丈夫却喝了酒撒酒疯。对着在生产的老婆又打又骂，用长烟袋投她，用装满水的大水盆泼她。而“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金枝未婚先孕，“患了病，把她变成纸人似的”，可是男人完全不关心，他“从围墙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他完全不顾金枝的反对和提醒，“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他的眼光又失常了，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
但是男权的施暴者在萧红笔下是无能的、是软弱的。男人无力掌控庄稼的收成和市价，所以当收成不好或米价下跌时，男人只能拿女人出气；男人无力减轻女人生产的痛苦，所以只能灌醉自己发酒疯表现自己的不满；男人无力医治自己的老婆，所以麻痹自己视而不见。无力改变世道，无力改变贫穷，无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将罪发泄在女人孩子身上。小日本子进村了，男人终于兴奋地组织起“革命军”来，扔下女人孩子，扔下老母亲，加入了“保家卫国”的行列，尽管他们还并不清楚“爱国”是个什么含义。但“有日本子，东家也不好干什么！”，让他们身子“轻松充血”。
二
读了《呼兰河传》，便没有办法忘记萧红的后花园了。电影《黄金时代》数次以旁白的形式引用《呼兰河传》中关于后花园的描述，我也是被那天真朴素的文字深深吸引了。
她写“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她拉着被祖母骂的祖父去后花园，到了后花园她就毫无目的地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快活，写“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萧红长在小地主之家，小时候的家庭应是富足的，所以黄瓜和玉米才能自由地生长，“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所以才有放任他顽劣的无所事事每天转悠在后花园的祖父；而她超乎常人的细腻敏感聪慧便只认可了散漫清醒的笑得和孩子似的祖父的爱和温暖。在《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文中，萧红几乎重复地提到了她对祖父的爱的需求。在她感觉到祖父开始”变样”又不得不离开祖父去学校时，她痛哭，写道“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都带得空空虚虚。”当祖父死后，她饮酒，写道“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尤其喜欢她写自己和祖父相处的片段。写“我”跟着祖父后头栽花、拔草、铲地，其实都是瞎搅和；写祖父教“我”认谷穗和狗尾巴草，“我”也是马马虎虎地听着又跑走采黄瓜捉蚂蚱捕蜻蜓了；写“我”跟着祖父读诗，喊得五间房都能听见；写祖父烤了掉井的小鸭给“我”吃，“我”吃完总惦记，便拿着杆去井边赶鸭子;写后花园里，祖孙俩互相逗乐，开心得笑不止。
“爷爷，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因为没开花，就不结樱桃”“为什么樱桃树不开花？”“因为你嘴馋就不开花。”祖孙一问一答，而后，萧红被祖父完全没有恶意的眼神逗得莫名其妙地大笑。“而且是笑了半天才能止住，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高兴。”
三言两语描写一段对话的场景，少女的天真活泼和长辈的疼爱欢喜跃然纸上。
又说小萧红偷偷在祖父的帽子上围插了一圈玫瑰，结果爷爷以为香味是春雨导致玫瑰花开得香，等拿下帽子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后，爷爷“笑了十分钟还挺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小萧红则“在炕上打起滚来。”
萧红曾说过，“鲁迅不像父亲，像祖父。”显然，她在鲁迅面前是把自己当小女孩的，是无拘无束的，也能感受到鲁迅是真心喜爱她的。所以穿了新衣裳要给鲁迅看，“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梅雨季天晴了要喘着气跑到鲁迅面前告知“天晴啦！太阳出来啦！”鲁迅也的确对她疼爱有加，难得地对服饰搭配长篇大论。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自己和鲁迅的相处，与写自己和祖父的相处的描写方式和情感处理都是很相似的，
鲁迅也是赏识萧红的。他为萧红的第一部小说《生死场》作序，极力推崇，说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鲁迅在序中评价萧红的文字“清丽新鲜”“力透纸背”“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因为同是民国才女，自然想到了张爱玲。她们的文字背后是同样的荒凉，尽管一个是华丽的，一个是朴素的。但是张爱玲是第三者的冷眼旁观，萧红却是认真投入的自我体验。也许是这种视觉的不同，也许是萧红对爱对生活的渴望和留恋，萧红小说的结尾总是隐隐地透着希望的。就像《呼兰河传》的冯歪嘴子，大家都觉得他完了，他的孩子也死定了。可是孩子却一天比一天大，“会笑了，会拍手了，小牙也长出来了”。虽然他的孩子长得慢些，慢得甚至“绝不会给人以时间上的观感”，但终究是活着了，变大了。
三
萧红是有作家的天才的。《呼兰河传》开篇一句“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一挥而就，气势如虹，铿锵有力，和她描写祖父时的天真烂漫形成鲜明对比。除去那些荒凉和力量，萧红的散文经常流露出俏皮的幽默来，继而想着她写祖父和鲁迅时的天真，便觉得她着实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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