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良心

“刚正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作为史官的司马迁，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使命，将“史官”做得空前绝后，万古流芳。

幼年明志，这是做好“史官”的根基。司马迁生长在一个“史官”家庭，继承父业是他毕生的追求。家境贫寒，身份低下的他非但没有自甘沉沦，反而发奋苦读；非但没有急功近利，反而深邃思考；非但没有追名逐利，反而勇担重任。这些都源于他明晰而坚定的志向，对人生准确而长远的定位。

如实记录，立场鲜明，这是做好“史官”的关键。他踏遍万里河山，只为探访历史的真相；废寝忘食苦思，只为得出公正的判断。李广的不幸遭遇，使他深刻认识帝王的残酷手段，改变了他偏激的思想；武帝的四处游历，使他获取了帝王祭祀的习俗，成就了他旷世的论文。然而这并不是他最惊人之处，太史公之所以成为太史公，与他的那场灾难密切相关。

无我地工作，隐忍着创造，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是做好“史官”的法宝。他对正义执着追求，在朝堂上口出“反言”，进而付出上辱先人，下丧人格的代价。但灾难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空前地看重生命——他不为自己而活，他为《史记》而活。在《史记》这一民族文脉的“长城”面前，个体的尊严、个体的友谊、个体的正义都微不足道，为《史记》他要隐忍一切。

塞林格说：“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卑贱地活着，而不是英勇地献身。”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也是中国历史之大幸。

然而这种极致的职业者在后世乃至今天都是凤毛麟角的。而今医者唯利是图，文者急功近利，学者傲慢浮躁是社会通病，故粗品甚多，经典难求。若是国民都以职业道德约束自己，以职业使命塑造自己，并用毕生心血为之奋斗，那么中国梦之实现指日可待。

所以历史记住了汉武大帝的同时，也隆重地记住了“小官”司马迁，记住了“史官”的最高境界，记住了他忘记自我，用职业道德维护出的史者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