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国不是整天歌功颂德，视问题而不见。如果真的爱国，那就该赞扬它的美，揭露它的丑，长此以往，它才能趋于完美。
实行干部财产公开制度，是反腐败的利器，能起到不敢腐的作用。公开这种制度，就是要顶层设计，需要对所有公务员进行公开，同时公开，一视同仁。不可能是你应该公开，他不应该公开，也不可能是他应该先公开，他应该后公开。这样不利于公开制度的推行。
只要有贪腐的土壤存在，就会有贪腐存在。
美国
美国官员财产申报有法可依。1978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又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这一法律是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
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必须公之于众的财产主要包括：申报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取的收益，签订的受益协议，接受的馈赠、款待和谢礼，以及个人的债权债务、买卖交易、社会兼职等。
如上年度所获价值超过100美元的红利、利息、租金和资本利润，以及从事贸易、商业、投资或产品收益获得的超过1000美元的资产利益；上年度从任何人处获得累计100美元以上的谢礼，除亲属外从其他方面获得累计价值达250美元以上的食宿、交通运输等款待和价值达100美元以上的馈赠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还对申报人提出了债务申报的规定。规定说，申报人必须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任何超过1万美元的债务。这些债务包括各种贷款。
韩国
韩国的反腐力度很大，其财产申报制度也很有代表性。韩国公务员职业稳定、也有地位，但作为公职人员，他们受到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制度约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财产登记和公开。
因为公务员手握权力，为了防止以权谋私，1981年，韩国制定了《公务员伦理法》，规定了公务员财产登记与公开制度。经多次修改后，现在，韩国4级以上公务员都要进行财产登记。
而在一些特殊部门，诸如税务、会计等，范围扩大到了7级以上。按照该法，公务员须从财产登记义务发生日起1个月内，通过公职伦理综合情报系统，向所属部门登记财产，并每年定期申报变动情况。
《公职人员伦理法》由时任总统全斗焕政府制定颁布。不过非常戏剧性的是，全斗焕和其后任总统卢泰愚最后都栽在了这部法上，震惊亚洲政坛。而卢武铉更因为大额不明财产成为韩国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
在全球178个国家清廉排名中，韩国位列39名。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对此很不满意：“我们的经济世界排名15，清廉度却在30名开外，令人汗颜。”
俄罗斯
2009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布家庭财产状况，包括他个人工资和家庭存款、房产等。这是俄罗斯领导人首次对外公布个人家庭财产。梅德韦杰夫希望通过自己能起个带头作用。俄罗斯长期受腐败问题困扰，数任领导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收效不明显。
普京签署法令，禁止俄官员在海外拥有财产
英国
作为对财产申报立法最早的国家，英国的相关法规更人性化，鼓励官员诚实申报而非动用惩罚手段。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首部关于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法律规定，如果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就必须作出解释和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进而被治罪。
英国官员分为议会议员和公务员两类。在英国，议员实行收入状况披露制度，要把各种收入、福利和形形色色的好处摆在明处。在申报中必须写清如下收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免费旅游等福利，以及官员从事咨询、写作、讲学和协助他人经营等活动的所得收入。
不过，英国政府官员申报财产和收入只限于本人，其子女、配偶、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收入和财产不需要申报。在英国民众看来，亲属的财产具有隐私权。此外，英国公务员利用非工作时间赚取的财产，包括投资产生的股息、红利、房产租金收入等都被看作合法收入。
瑞典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有240多年。
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此事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其引咎辞职。
此外，作为瑞典的公务人员，就连聘请保姆、缴纳电视费这样“花小钱”的事情也必须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日本
日本在1992年通过了《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该法规定“新当选议员有义务公布所持有的资产，具体包括建筑、土地、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权、定期存款和证券等”，申报内容包括工资、存款利息、稿费和演讲报酬以及房地产所得等，由国会向国民进行公开。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申报制度并不严格，存在着许多漏洞。
首先，申报的内容中并不包括银行活期储蓄，很难如实反映官员的真实资产状况。有的议员指出，“说得极端一点儿，就算你有10个亿的活期存款，申报财产时也照样可以说自己身无分文”。
其次，《资产公开法》中没有规定官员配偶的财产应在申报之列。尽管日本内阁会议在2001年通过了“大臣规范”，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但这只限于高级官员。而且没有专门机构对议员申报的资产进行核实，难以实施有效监督。
乌拉圭
77岁的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正式公布自己的财产，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辆1987年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价值1900美元。
而乌拉圭第一夫人卢西亚·托波兰斯基名下有一个小花卉农场，一辆拖拉机和其他的种花设备。她说：“我们是那种老一代的现金使用者，我们没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
作为总统，何塞·穆希卡每月的工资大约为11000美元，但他将20%的工资捐给他所在的党派，其他的大多捐给公共住房项目基金，只给自己留下大约1500美元。每当有空闲时间，他喜欢开着自家的拖拉机，在农场里种花，继续他的农场生活。
有趣的是，作为乌拉圭副总统的达尼洛·阿斯托里的个人资产却为25万美元，其中包括一处房产、一辆舒适型大众汽车和两个银行账户。在做副总统前，阿斯托里曾做过财政部长，在他的宣誓声明中，他强调自己在海外没有银行账户或投资海外资产。作为副总统，他的工资大约为10000美元，但他的汽车却比总统穆希卡的贵10倍。
法国
法国早在1998年就制定了《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这是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一项专门法律。根据该法规，宪法委员会在《政府公报》上公布总统选举的结果时，必须附上当选者的财产申报单。参议院和国民议会(议会下院)的议员在上任后的1 5天内，也必须向各自所属的议院办公厅提交一份以其名誉作保的准确、真实的财产状况申报单。此外，所有政府成员和一些地方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后的1 5天内，要向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提交一份个人财产状况申报单，并在任期结束时，再次提交一份新的财产清单。议会办公厅或委员会按法定程序对申报者的财产变化情况作一份报告，并将其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一旦公职人员被发现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即视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惩处。
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而且，当公务员的配偶以职业身份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时，该公务员必须向其所属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声明。
正是依靠这一套完备的财产申报制度，法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官员的清廉，对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防范和打击。
-而我们呢？
-我是中国人，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柴静
李跃：独裁者在这个星球上的几种谢幕方式
李跃公号 荟思想5 昨天
今天我不说委内瑞拉，不说委国总统、查尔斯的继承者马杜罗，不说委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也不说委国宣布与美国断交，不说多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国的临时总统。
我只是打算盘点一下二十世纪里，那些著名独裁者的几种谢幕方式。
01
齐奥塞斯库夫妇
齐奥塞斯库式。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结果警察对居民开枪，造成数人伤亡。该冲突事件引发了罗马尼亚境内大规模反抗活动。
12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广场举行的10万人集会上， “最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战略家”、 “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齐奥塞斯库发表讲话，把“蒂米什瓦拉事件”定义为“闹事”。突然，从广场的某个角落有人大喊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
这句话就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点燃了地火，划破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沉寂。一波愤怒的飓风在广场上空积蓄、爆发，集会变成了针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
随着局势彻底失控，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直升飞机开始逃跑，但很快被抓获。审判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捆绑着押送到室外。持枪的士兵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开枪前，齐奥塞斯库高呼：“自由和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独裁者可能是一个例外。是入戏太深，真的将自己当成了罗马尼亚人的“大救星”甚至是“人类的星辰”，还是誓将谎言进行到底，用谎言为自己离开这个世界进行最后一次加持?
作为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推行的最荒诞的政策要数强制生育。他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人们将这类执法者称作“月经警察”。
1980年，齐奥塞斯库还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
一个子宫与大脑都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在齐奥塞斯库嘴里却是“自由而独立”的。当时罗马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对他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他无限感激地说：“如果您走的话，我们就不必出国了。”
02
萨达姆式。
2003年12月13日，伊拉克共和国第五任总统，革新指挥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萨达姆·侯赛因被美军捕获。经过数十次审判，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执行绞刑，死后遭人向尸体吐口水。萨氏王朝就此终结。
萨达姆的残暴是出了名的，统治期间，他利用国家机器对反对派和异己分子进行了长期镇压，秘密警察和特务遍布全国各个角落，被处决的高级官员达到数十人，民众动辄被投入监狱甚至杀掉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就不难理解，在萨达姆被杀的那一刻，无数民众为什么会涌上街头庆祝；在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的行宫中，一座萨达姆骑马挥剑的铜像被炸毁。在更多地方，伊拉克民众用拖鞋抽打萨达姆铜像发泄愤怒。
其实，评判萨达姆是否独裁残暴，不用看那些容易被掩饰的罪恶，看一看他那些发行量巨大的画像就知道了。在萨达姆时代，他的画像几乎是遍布大街小巷，其数量创下同时期世界之最，总数达到7000万到1亿张之巨。当时，伊拉克的民众，家里必须挂有萨达姆的画像，每天起来还要向画像致意。甚至男女结婚、红白喜事，都需要挂萨达姆的画像。每处城墙、院墙、马路围墙等，都有萨达姆画像，而且还得配上诸如伟大总统之类的称谓。政府机关更是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萨达姆的画像，甚至公务员的宣誓也要对着萨达姆画像进行。
一个在领导人画像下运转的国家，连空气都可能是凝固、令人窒息的。据说萨达姆临刑前说了一句话，“没有我的伊拉克一文不值！”用某些人习惯引用的一种常见句式就是，没有萨达姆，伊拉克什么都不是。国内还有不少人为这句话唱赞歌，我想，面对这些人这种完全被锈掉的思维，煞有介事地加以批驳才是一种真愚蠢。
至于伊拉克的现状如何，如果不太懒惰的话，在网上总能找到真实的答案，看看是不是没有萨达姆就没有伊拉克。
03
卡扎菲式。
二战后，卡扎菲恐怕是被赶下台的独裁中死相最难看的一个。2011年8月，统治利比亚达40多年之久的卡扎菲政权正式倒台。当年的视频显示，70岁的卡扎菲先是像老鼠一样被人从下水道拽出来，脑袋被人用枪托砸破，然后被乱枪射杀。
据说，这位曾说过“拉登已经成为一个先知”的著名的反美狂人，临终前喊出的却是“别开枪”。 他不断向武装人员求饶，愿意用黄金与美元换回自己的性命，但遭到殴打——在死亡面前，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强悍硬汉形象，瞬间坍塌了。
利比亚人为什么如此愤怒?
表面上，卡扎菲反对奢侈，他本人生活十分简单，喜欢喝矿泉水和驼奶，喜欢住帐篷而不喜欢住豪华宅邸，喜欢骑骆驼而不爱坐高级轿车。他的妻子和儿女一直住在的黎波里的军营里。他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
然而，当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公众才见识了卡扎菲家庭的奢糜。卡扎菲家人在的黎波里的多处豪宅被曝光，里面的潜水中心、网球场、游泳池、足球场、餐厅和医院等，让卡扎菲一家子的“简朴”露出了原形。
关键是，石油使利比亚国力大增，国家表面上十分繁荣，但民众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巨额财富被卡扎菲家族及“身边人‘通过各种手段瓜分。对外，他塑造反美的强人画风；对内，他残酷清除异己，镇压民众手段残酷，毫不留情。
卡扎菲声称在利比亚建立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众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众国“呢?网上有一段评价：“42年来，利比亚的一切都是畸形的，你无法归类它是王朝还是何种类型的集权统治，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已知的暴虐行径这里都能找到，如果卡扎菲对人类史有什么贡献，那就只能说，他让几个世纪后的人们了解到，利比亚直到2011年年头，还未进入文明社会。”
04
当然，更多的独裁者的谢幕方式，是流亡海外，如苏哈托、蒙博托、马科斯、朗诺等。这让他们得以保留最后一丝作为人的尊严。
无论是齐奥塞斯库式，还是萨达姆式、卡扎菲式，这样一种跟权力、跟生命告别的方式，没有多少尊严可言。
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文明会不断进化，就应该相信，越来越稀缺的独裁者终有一天会从这个星球上消失。独裁者剥夺了千千万万人的尊严与生命，但我还是希望，当有一天独裁者被迫交出权力 的时候，人们能让其保留生而为人的起码尊严。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从一场残暴过渡另一场残暴的轮回。
对独裁者而言，更须明白的是，民众即使是他们眼里视而不见的空气，这空气依然有热量在，这股热量在不断的流动、积聚与升腾的过程中，最终会变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将其吞噬的风暴。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跃辩越明”
谁来监管监管者
原创： 禅心云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今天
导读
☄ 将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与一个理想化的“涅槃”相比较，永远会使人相信市场并不完美。☄ 毫无例外，监管总是由利益集团发起，并且设计运行为之牟利。
谁来监管监管者？
❦文/ 托马斯･J. 迪洛伦佐
Thomas J.DiLorenzo
♕译：山雏、熊越等
♕校：熊越、董子云
对政府来说，失败就是成功。我把这叫做迪洛伦佐政府第一定律。
如果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未能降低贫困率，他们反而会被赋予更多的税金和权责作为“奖励”。如果政府运营的学校没有把孩子教好，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拨款，拥有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教育。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航天飞机爆炸了，政府反而会奖励他们更多的财政预算（而私人航空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破产）。2007年美联储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他们的职权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二定律是，政客们的糟糕政策所导致的问题，他们自己很少甚至从不负责。
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政客更不负责任。除了个别例外，总体而言，他们总是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对现状更准确的描述是经济法西斯主义或者裙带主义）。此举无异于采用越来越多的中央计划，故意摧毁我们仅剩的经济增长引擎。即使这些监管都被冠以可笑的“公共利益”之名，其实是不负责任之极。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三定则是，除了个别例外，政客们都习惯撒谎。
所谓的“看门狗媒体”其实更应该被叫做“哈巴狗媒体”。这是因为指出政客们的谎言往往会终结一个记者职业生涯。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消息源会跟你一刀两断。
政府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金融市场未受监管，而且急需政府更大规模的中央计划。人们指控自由放任导致了最近的“大衰退”。美联储的官僚们游说要求建立一个据说能够补救这个问题的巨型监管机构。这些都是谎言，因为根据一本美联储自己的出版物（《联邦储备体系：目的与职责》），美联储已经对这些活动（部分名单）具有管理和监管的权力：
银行控股公司、州许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外国分支、协议公司、州内授权的支行、外国银行的代理、外国银行的非金融行为、国有银行、储蓄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下属机构、储蓄机构控股公司、银行的金融报告流程、会计标准、紧急情况下的商业“连续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银行的证券交易、银行的信息技术、国外投资、银行跨境借贷、分支银行制度、银行并购、谁可以拥有一家银行、资本“充足标准”、用于购买证券的信贷、平等机会贷款、按揭信息披露、准备金率要求、电汇转账， 银行间负债、社区再投资法令（次级贷款）的需求、所有国际银行业务，面向消费者的租赁、消费者金融信息隐私、活期存款的支付、“公平信用”报告、会员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诚实借贷和储蓄实情。
除此以外，美联储也利用“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合法的利率限价并制造通货膨胀和繁荣-萧条周期。同时，金融市场也受到证券管理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储蓄机构管理局和其他数十个州政府管理机构的严密监管。这就是华盛顿特区对金融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四定律是，只有在能够借此增加国家机器的力量、财富和影响力的时候，政客们才会听从自己那帮学术顾问的建议，哪怕他们知道这些建议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这些学者乐于参与这个腐败游戏，因为这也增加了他们的名声和财富。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已经有海量的经济学文献记录了最近一个世纪政府为促进“公共利益”进行监管所导致的种种失败，但在“大衰退”发生之后，却鲜有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或社论作者谈及这些文献。
在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经济活动的某种政府监管。而借1877年最高法院对穆恩诉伊利诺伊案（Munn v. Illinois）的判决，联邦政府权力才出现第一次明显扩张。穆恩兄弟俩拥有一家谷物储藏公司，而伊利诺伊州强势的农业游说集团想要通过立法规定谷物储藏最高价格的方式来窃取他们的财产。这样的限价法令曾因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合同条款而被判违宪。可是最终这些一心想要劫掠的农民赢得了这场官司。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将此称颂为“公共利益”的胜利。由此见得，第一个主要的“公共利益法规”就毫无疑问是一次法令性劫掠。它牺牲了公众的福祉来使很小的利益集团获利。普通民众本可以从自由市场中获益更多。
国家主义学者在谈论政府监管的时候唱着“公共利益”的高调，还制造了诸如市场总是“失败”，需要明智善意的政府监管来保护公共利益的谬论。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腐败（或者两者皆有）。尽管他们身边有层出不穷的证据证明监管总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事实上所有政府行为都是如此），很多学者仍然坚持这种论调。
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在他1963年的《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中所写，二十世纪的大企业之所以谋求政府监管，是因为“行业领导者始终能够控制监管，并将其引导到他们想要的方向。”总体而言，政府监管反而促进了那些他们想要监管的人的利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监管的俘获理论”。
做政府顾问意味着声望、职位和金钱，受此诱惑，大部分学术经济学家无视如上所述的现实，在一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五十年间创造了各种各样空洞无物的“市场失灵”理论。当时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是弗朗西斯·巴托尔（Francis Bator）写的《剖析市场失灵》。这一整类文献都曾经是（现在也是）以这样的欺骗性技巧为基础：对比真实世界的市场和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论概念（完全竞争），然后指责真实世界“不完美”，同时假设政府监管及相关政治行为能够完美地“纠正”这些问题。
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将这样的闹剧称为“涅槃谬误”。将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与一个理想化的“涅槃”相比较，永远会使人相信市场并不完美。只是市场失灵理论家们从不用同样的理想化标准衡量政府干预。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从一开始就不参与这场滑稽剧的经济学派。
值得赞扬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后来也和奥地利学派学者们一起揭露了许多市场失灵/监管永远有益的谬误，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论文和专著，并重新发现了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1971年总结的古老真理：“毫无例外，监管总是由利益集团发起，并且设计运行为之牟利”。
这类研究逐年进展，证明了大企业总是支持并游说要求繁琐的政府“安全”和环保监管，因为他们明白执行这些监管代价不菲，很可能让较小的竞争者破产，并让其他有意进入市场的竞争者望而却步。企业们早就发现，长期维持一个卡特尔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政府来强加一个卡特尔协议。相反，私人执行的卡特尔协议总是会因为成员的作弊行为而失败。比如，
联邦州际贸易委员会的监管就使得铁路和卡车运输业卡特尔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州际贸易委员会为铁路和卡车运输业设定了垄断价格，并禁止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民用航空局限制了价格竞争，导致了民航业的卡特尔，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监管逐渐解除，事态才有所好转。二十世纪初期，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着手监管，创造出垄断专营权，结束了此前美国电力行业一直存在的激烈竞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享受了数十年政府认可的垄断。
在这个政府认可的垄断越来越成为常规的历史时期，设立美联储也是为了方便创造银行业的卡特尔。在《美国货币与银行史》中，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写到：
“这个国家的金融行业精英们（…）创造了联邦储备系统，作为一个政府建立并支持的卡特尔机构来帮助这个国家的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而不用立即承担因储户和票据持有者要求提现的后果。”
换言之，给予美联储更多的监管权限，无异于送酒鬼一瓶威士忌，递凶手一把枪，或者给银行抢匪一个滑雪面罩。这只会让事情更糟，而不是更好。
▲摘自托马斯･J. 迪洛伦佐《有组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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