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朝为例，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这种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東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延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只有1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道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忽了这一屠杀，并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判。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恰成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面，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虽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须布这一书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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