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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名叫王悦微的小学老师火了。
她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一起“巧克力事件”。2017年11月14日，王悦微班上有一名学生举报同学带巧克力来学校，违反了不能带零食的规定，王老师就把巧克力没收了。但后来王老师发现，举报者是因为勒索巧克力未遂才告状的。
于是王老师批评了带巧克力的同学：“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
然后她又批评举报者：“你以告老师来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
最后，她让带巧克力的同学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巧克力。
王悦微像往常一样发微博分享了这件事，没想到这个微博和她本人都火了。
很多人跟帖，诉说身边鼓励告密的事情和自己被告密的感受。也有很多评论，一些人坚决支持王老师的处理方法，另一些人持反对意见。
王老师四天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学生告状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养告密者》。
在这篇文章中，她详细区分了三种学生告状的类型：一是出于儿童朴素的道德感；二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三是出于嫉妒或威胁的动机告状，损人利己。
她支持前两种情况下的告状，认为第三种值得警惕。因为“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来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她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和她观点不同的人认为鼓励告密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措施”。
评价一种管理措施是否有效，既要考虑当时是否“管用”，又要考虑其长远影响。请想一下，假使告密被推崇为一种管理措施，那么出卖可不可以被视为一种美德？
如果这样，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可怕了，人人自危一定是鼓励告密的必然结果。同学可能告密，朋友可能告密，亲戚可能告密，家庭成员可能告密……当告密无处不在，谁敢与人说出肺腑之言？噤若寒蝉的世界该有多么冰冷。
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时候使用告密作为管理措施呢？日本侵华时期，杨靖宇烈士是因叛徒和当地居民告密而被俘牺牲的。和平年代的前苏联，解密的档案暴露了当时同事、邻里互相揭发的事情，令后来发现真相的当事人不寒而栗。
从这一点看，王老师是个很有远见的人。就像法律条文要遵从法理一样，管理措施也不能仅从实用角度出发，而应当以引导社会向真、向善、向美发展。王老师区分了学生告状的不同类型，对合理的告状和不合理的告密进行了深入分析，真是难能可贵。
王老师对学生行为的引导，使我联想到近几个月舆论关注的江歌案。这个案件中，陈世锋和刘鑫的表现让人如此费解，他们对事实没有一点尊重。我一直琢磨他们曾受到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引导使他们成为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人？
江歌案在日本法院已有判决，围绕此案的网络议论渐渐平息，但此案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散去。陈世锋和刘鑫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恐慌，不安全感。闺蜜不可信，男友很可怖。这两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顾事实真相，只拣对自己有利的说，甚至编造，甚至表演。
日本的法院到底没有采信他们的谎言，以证据尽量还原案发时的情形。法庭证据不断揭示他们的虚伪，让观众们看得冷冰冰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陈世锋和刘鑫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遇到王老师这样的老师，是不是他们现在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在遇到事情时，能够立足于查明真相，惩罚不诚实的人，让撒谎的人占不了便宜，我们期待的公平正义会不会更近一些？反之，撒谎的人如果总是能占尽便宜，逃避惩罚，谁要是诚实守信，谁不就是傻瓜吗？
不用想得太远，就说高考改学籍的，弄到加分证明的，考场作弊的，顶替他人之名入学的，在媒体报道中不是屡见不鲜吗？连这个相对公平的考试都是如此，社会诚信、道德水准可想而知。
好在现在在进步，国家已着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老赖们开始面临法律惩罚，绑定个人和市场主体的信用代码制度基础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相信不久后有关个人信用管理的制度也会陆续出台。
王老师在微博上写道：“我可以在我的班级里营造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作恶就要被惩罚，善良就应该被保护，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受过欺负的瑟缩和委屈，每个人的心都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
正像王老师自己说的一样，她只是做了一名老师应该做的普普通通的一件事。但这件小事能够引发如此多的关注，恰恰说明了问题，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期待社会有更多的真善美，那就要和假恶丑做斗争。最起码的就是尊重事实，少说假话。做到这一点容易吗？恐怕也不容易。
你有没有为了提高销售业绩向顾客宣传莫须有的功能？你有没有为了获得流量虚构夸大重组一些故事？你有没有为了提拔给领导送出虚伪的赞美？你有没有为了明哲保身违心地同意自己并不赞同的决定？
评价别人或者发感慨都容易，在生活压力面前做到坚守却很难。王老师很令我钦佩，并不是因为她是多么完美的人，而是她能从自己做起，肯于积小善成大德，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为此，我要给她献上真诚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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