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的存在目前只是传说
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但至今没有考古资料（文字记载、遗址、古迹）实证它的存在。
二、商及其贡献
1、商：已经发掘的两座都城（前期在亳，今商丘；后期在殷，今安阳）和约十处国王的陵寝，出土的数以十万计的甲骨文碎片，确切地证明了中国历史始于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商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完好，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
2、商的贡献
【青铜器】商民族精通并垄断了冶制青铜的技术，所铸青铜器皿，多为兵器或祭器，其制造时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编订历日】是商王室的重要职能，为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开辟了传统。
【甲骨文】出身高贵却以普惠为神圣使命。
甲骨文的书法简约实用，使其与生俱来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普惠性，此种情形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的创造。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地运用某种想象力。各地区虽然读音不同，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甲骨文的书写方式促成了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弱点：因过于言简意赅，故而不是严谨、便捷的通信工具。）
二、周
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制度巩固其统治。
孟子的政治观念：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孟子所谓的公众的权利，不过是人民的生存权利而已；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的私立。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天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三千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其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气候地理之因素在内。
总结：孟子的思想“以人心维持政府”和气候地理因素一起构成中国人的特征。
周民族的发展：
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一个国王期间，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被谥为“文王”，文是温和谦让的意思，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被谥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
周民族的贡献：
虽然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但在周朝产生许多文学作品，有些至今还传诵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商人尚鬼，周人尚祖。
周人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是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有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部认真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1、封建与宗法
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领，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皆与国都同心。
周公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袭，即便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属于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四十英亩方整的土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九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八块方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即公侯所领之地。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用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重要的统治习惯。
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广泛地推行了农业。封建又与宗法相连，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
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和尽力于仪节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了几千年的不解之缘。
春秋与战国
作为一个在广大的疆域内多数农业小国家的宗主，周王室保持着发号施令的力量，实际上约二百五十年。
最初的世纪内，新耕地不断开拓，“蛮夷戎狄”逐渐从渔猎生活改为耕耘，周朝责成他们进贡，朝廷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或甚至还要早时，以上种种积极因素逐渐失效。公元前771年，国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毁灭，国王被杀。王子东迁，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从此政治上长期衰退，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阶段的重要事迹。《战国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叙述秦统一之前约一百八十二年各国间的军事与外交，两书各有独到精彩之处。
在这两阶段间，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衍进了好几世纪才成定局。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环境改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维持他的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可是全部经过，并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
社会的流动性首先使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
生产增加，铜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二十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
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策励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主张的极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农民造反的场合里赋子大众性的意识，成为他们解放的宗旨。
法家和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 positivis）的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认为法律表彰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也不受世俗的道德所约束。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周朝末年的大混乱：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便不怕手段不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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