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南湖红船，源自网络
据报道，2018年6月21日，为纪念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署名文章13周年，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了“红船论坛”。本届红船论坛的主题是“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13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在开幕式后的首场主旨发言会上，当地宣传部门领导发布了《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确证了嘉兴南湖会议的举行日期即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为1921年8月3日。
习近平同志《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说：“‘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所引用的两句诗，出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董必武。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细雨纷纷，董必武同志重返嘉兴南湖，登上红船，回忆中共成立的情景，思潮起伏，于是挥毫题写一首七绝《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此前一年底，董必武就为南湖中共一大会址题写了一副对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在作者手稿中，“庆”字旁边另有一“导”字，或许作者认为“导”字更合适。奇怪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十老诗选》并未选入此诗。
这首诗明白如话，不需要过多解释。在“烟雨迷濛访旧踪”的清明节，董老想到了什么呢？
我猜测，他应该想到了“初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初心。作为中共的创始人，这些一大代表的初心是否改变呢？我们就来一一复盘。
南湖红船画作，源自网络
首先，让我们看看以下五个人：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李汉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烈士。
王尽美，因积劳成疾而病逝，年仅27岁。死前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终其一生，王尽美的初心都没有改变。
董必武曾写诗追忆王尽美：“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诗中的“恩铭”，就是邓恩铭。
邓恩铭，擅长写诗。在出席中共一大后，他写诗表决心：“读书济世闻鸡舞， 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 在山樗栎寿嫌长。”被捕后坚贞不屈，临刑前写下绝笔《诀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邓恩铭30岁的短暂一生，也没有改变初心。
何叔衡，在中央主力红军突围时中弹牺牲。在何叔衡捐躯十周年之际，谢觉哉写了一首《感旧》诗：“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刻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何叔衡的初心，正如诗里的梅花。
陈潭秋，被敌人施以酷刑，逼迫脱党，始终拒不屈服，被秘密杀害于天山脚下。陈潭秋的初心，正如天山上的冰雪。
李汉俊，一大后不久脱离中共，北伐时又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汉俊以“共党首要分子”被逮捕并处死。虽然李汉俊脱离共产党又加入国民党，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党员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这与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加入国民党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李汉俊仍不失革命本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除了李汉俊之外，曾主动脱离共产党的还有李达、包惠僧、刘仁静，三人可以算是迷途知返。
李达中共二大后曾脱党，解放初受毛泽东之邀重新入党。“文革”爆发前后，李达连遭批斗，病重不准治疗，生命垂危之际向毛泽东写信求救，但为时已晚，最终含冤病逝。1980年11月，李达被恢复“文革”时开除的党籍。李达可谓“脱党不变志”，初心犹在。
包惠僧，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脱离共产党，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1949年11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病逝于1979年。
刘仁静，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被视为“托洛斯基反对派”，并开除党籍。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脱离托派，在国民政府谋职，逐渐投靠国民党。1949年后，刘仁静离开国民党来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文革”爆发后，刘仁静一度入狱，1987年遭遇车祸身亡。
包惠僧、刘仁静脱党后没有再加入中共，尽管两人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初心已然改变。
13人中，有3人沦为“反革命”的历史罪人。陈公博、周佛海两人脱离中共后加入国民党，抗战时又叛蒋投日，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大名鼎鼎的汉奸。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共，另立中央，抗战爆发后又投奔国民党，成为可耻的叛徒。这三人，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和初心。
还有两位没有出席一大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判处死刑。他的初心，可鉴于临刑宣言：“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陈独秀，是中共初期的领袖，后被开除党籍，几年后推举为托派的中央书记，1932年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提前获释。他既不愿意返回共产党，也拒绝与国民党合作，最终病逝于四川。在生前和死后，陈独秀被扣上包括叛徒在内的至少九顶帽子。要问他的初心是否改变，或许很难定论。
另外，还有两名出席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后来都受到党内政治冲击并死于枪决。一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荷兰人马林，死在纳粹德国枪下；另一位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被当成内奸处死。
这样盘点下来，在中共一大代表和创始人中，命运最好的，恐怕就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了。这说明了什么呢？金一南说，这“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由此，我想到了两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要干一番大事业，再艰难曲折，都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时刻牢记不忘初心。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党派是如此，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民族亦复如是。
由中共一大，我想到南湖历史上另外一场聚会，这就是著名的“十郡文会”，也叫“十郡大社”。清顺治七年(1650年)，江南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嘉兴南湖举行盛况空前的大规模聚会，一时“连舟数百艘”，持续了三天。这次参会者，大都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名士，如吴伟业、朱彝尊。这次聚会，被认为是“一次谋图恢复明代大业的政治聚会”。不过后来，参加“十郡文会”的名土们，做官的做官了，应试的应试了，隐居的隐居了，出家的出家了，各人走了各自的道路。反清复明的伟业，最终迷濛在南湖的烟雨之中。我们只好在吴伟业的歌行《鸳湖曲》和朱彝尊的组诗《鸳鸯湖棹歌》里，隐约领略当时南湖的风月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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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正如作者所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要干一番大事业，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个人,政党，国家，民族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