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僵持，会谈濒于破裂。日本在山东、奉天增兵，派军舰于渤海沿岸游弋，并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侨准备撤离。袁世凯命段祺瑞调集陆海兵力，严阵以待。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状。
5月7日，日本对华发出最后通牒。8日晨，日置益至中国外交部递交哀的美敦书。陆征祥细看：限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前答复，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第五号条件暂时脱离，容后再议。陆征祥看过，弯曲的手臂靠在光滑坚硬的桌面上，哀的美敦书压在手上，吐出两个字：“可惜。”日置益未置一词，转身就走。
陆征祥派曹汝霖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听说五号内容已不在谈判之中，松了一口气。
下午1时，又一次会议在纯一斋举行，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议院议长等政府要员一齐出席。会议开始，不见外交总长陆征祥，等候30分钟，陆征祥赶到，向大会报告：“会前，英使朱尔典特来会晤，说，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已秘密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会议，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给我确实的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见他坚定诚恳，答称：我一定将贵使的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忠告，我一定以去就力争。”
袁世凯听了报告，说：“朱使之言正是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三十余次，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只是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意见。”
段祺瑞表示反对：“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袁世凯：“段总长之说自是正理，然而，也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也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也是有责任的。”
段祺瑞：“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如各国效尤，如何应付？”
袁世凯声泪俱下：“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的比较，段总长应该最明白。”
随着袁大总统的声声泪，除段祺瑞外，各要员都主张和平，会议宣布接受最后通牒。
9日下午1时，中国的复文由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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