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学前班结束后升入小学，学校在距离我们村三里地的另一个村边上。那时候，我们都是走路上下学，早上去，上完上午四节课后回家吃午饭，然后再回学校上下午的四节课，傍晚放学回家。算起来，光上下学的路上一天就要走六公里，五年下来，少说也有上万公里。当然，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那时候也并不觉得辛苦。虽然只是七八岁的孩子，但是上放学路上和小伙伴们一路嬉戏玩闹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我的小学五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是第一阶段，后两年为第二阶段。从上一年级分好班之后，一直到三年级结束都没有再分过班，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在一起相处了三年，几乎每一个人之间都特别熟悉。四年级时，另外一个只设到三年级的学校的学生插到我们学校，和我们原有的两个班打乱混合在一起，重新分成了三个班级。到五年级，又重新分了一次班，班级还是三个，只是换了一批和原来不一样的同学。
第一阶段的三年是最纯真童稚的时期，因为懂的少，也便更加无忧无虑，过得开心快活。记得刚上一年级时，班主任手里的花名册上面的名字还是我们的小名，第一节课，班主任就照着花名册挨个点名，询问我们的大名叫什么。很多同学当时还没有大名，老师便告诉他们回家后赶紧让家长给取，第二天来学校后报上去。由此可见，当时很多同学的名字取得非常随意，比如张文，葛红，王燕……好在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在意。
我从一年级开始没多久便成为了班长，一干就是五年。最开始我们班的班长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姓张的小朋友，但他自己不争气，在一次小考试当中成绩不太好看，班主任一怒之下把他撤了职，换成了我这个第一名。有趣的是，这位张姓小朋友在第二天就给我送了一份礼，是一个金属材质的钥匙扣。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把钥匙扣包在一张纸里，在上课的时候悄悄递给了我。现在想来，很有可能是他在前一天放学回家后把被撤职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然后他的父母授意他做了这件事情。否则，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懂得贿赂“领导”。
当时的班长除了上下课喊“起立”、“坐下”之外，权利还是很大的。那时候老师们上完课经常会离开教室，这时班上的纪律就需要班长来维持。对于那些调皮捣蛋说小话的同学，班长在劝告不听时，甚至可以到讲台上去拿教鞭进行惩罚。现在想来，这权利并不是什么好事。虽然那时候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很普遍，但作为学生，即使是班级干部，也不应该被赋予这个权利，这对被惩罚者和施罚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体罚学生，想起一件可恶之事，至今不能释怀。当时的老师体罚学生，大部分就是打手心，严重一点的会用教鞭敲打屁股，虽然有时候打得也比较狠，但基本不会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到我们上五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来了几个新毕业的老师，其中有一个男的教体育，他打学生的时候会直接扇耳光，这在我们学校还是从未有过的现象。然而那时候我们都太小，敢怒不敢言。后来，在我们升入初中后，这个男老师通过家里的关系也调到了初中继续教体育。初中生可就跟小学时不一样了，进入青春期正值叛逆，哪里会受得了这样的屈辱。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位体育老师挂了彩，头上缠着纱布，听说是因为上课打学生，放学后被不明人士群殴了一顿。对此我们都感觉很解气，而这位老师后来再也不敢体罚学生了。
第二阶段的两年因为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而这些学到的又有好有坏，所以很多学生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坏毛病，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单纯可爱了。不过小孩子再坏能坏到哪里去呢？就算有作恶的心，也不具备作恶的力，无非是骂骂人，打个架，朝别人吐口水，对别人恶作剧……
五年时间里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不算太多，记得的也大都平淡无奇。有一件事情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有趣：当时学校大门前有一条路通往临近村子，路的一边是操场，另一边是一片桑树林。学校勤工俭学养了一些蚕，有时会让我们去桑树林摘桑叶，每个学生负责一排桑树，从头摘到尾。等到桑葚熟了的时候，为了奖励我们摘桑叶的功劳，也让我们一人一排去吃桑葚，颇像现在的农家采摘园。
小学的所有同学后来几乎都上了同一所初中，有的在初中时又再同班过，而记忆里后来又一起上高中的，似乎就只有同村的两个学前班的小朋友了。时至今日，尚有联系的也再无他人，不管是当时玩得好的，还是打过架的，都已算是茫茫人海中的陌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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