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网络
谈情说爱说来话长，得先说说“食色，性也”。
“食色，性也”与“男女授受不亲”都跟孟子扯得上关系，但似乎又都扯得走了样。
“食色，性也”，语出《孟子·告子》一文。告子是谁，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得问孟子。孟子借告子的嘴巴说事，想表达什么意思，历来众说纷纭。其一，喜爱美好的东西，是本性使然。看见了没，“食色”指的是喜爱美好的东西，与食物和美女无关；“性”，指的是本性，说的不是床上那些事。本性之后，说的便是仁义了。其二，“食”体现的是一个人内在需求，“色”强调一个人的外在需要，而这两种需求，说到底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最后一种说法曰：“饮食及男女之间的爱，是人的自然本性”。“色”，等于男欢女爱，终于扯到男女之事上面去了。这也怪不得后人望文生义，要怪就怪孟老先生不说清楚。你想嘛，人活着，不吃东西不行；想延续生命，不生孩子不行；要生孩子，男女之间不那个怎么可能？
这就给“色”字定了性。
如此定性，有没有道理呢？
有。
商周时代的古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开放。那时候人类繁殖不易，每年春天，政府都会组织男男女女郊游，为大家提供约炮的机会。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母亲“颜氏女”就是在尼丘山野合，生下了伟大的大成至圣先师。非婚生的孩子，四川人叫私娃子，但司马迁一点都没有替孔子避讳，因为那时候私娃子多的是。
再看《诗经》中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余冠英先生翻译的白话最好懂：
水鸟儿关关合唱，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
是不是很直白？是不是很开放？甚至可以翻译成“哥儿想和她上床”。在那个时代的古人看来，食和色，就是“性”也，男欢女爱，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年轻那会儿，喜欢一个女孩，别说什么成双，你去夸她漂亮试试，“怪物！”，“流氓！”——骂不死你。
为啥？好多人都要怪孟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和女，“不亲”到什么程度？不能直接接触——比如用手传递物件；不能言谈——在一起摆龙门阵；甚至离得老远就得回避，而且女方须掩面，不能被男人看见。于是古人结成夫妻，直到进了洞房，揭开盖头，才知道对方长成什么模样，是不是麻脸。
“男女授受不亲”语出《孟子.离娄上》，却说不清是谁规定的。因为原文记载是一个叫淳于髡的人向孟子提问。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不能有言语、肢体的接触和交流是不是符合礼教，孟子回答说是。接着淳于髡又问，如果嫂子掉到水里了，该不该出手相救？孟子的回答是该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拘泥于礼教，要变通。救命出于仁道，拉一下手是没有关系的。
看见没，孟老夫子并没有规定男女之间应该“不亲”到什么程度，把“性”视为不洁，视为下流，完全是后来的儒家在搞鬼了。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荼毒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色”等于性，而性是肮脏的，绝不能宣诸于口。实在要说，也是期期艾艾，吞吞吐吐，闪闪烁烁，如敦伦，入巷，房事，云雨等等，听得你云里雾里。奇怪的是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达官贵人可以三妻四妾、烟花柳巷，对平民百姓的要求却是“男女授受不亲”。对女性的要求更苛刻，倘若被非礼，被强暴，只能选择自尽。
也许你会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啥好说的。但在我看来，那“过去”离我们并不远，甚至还在你我身边。你敢说，你可以跟朋友，跟异性，跟子女，坦坦荡荡地讨论性吗？
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但是对于性，仍然讳莫如深。当问起我们的来历，父母要么说是捡来的，要么说是河水冲来的，跟他们没啥关系。问过好几个小伙伴，得知大家都是捡来的和冲来的，便奇怪：谁把那么多小不点扔在垃圾堆上或河里的？被父母捡到的那天，便是我们的生日？
年龄稍大些，最搞不懂的是作风问题。不明白男女之间即便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旦上纲上线，便是乱搞男女关系。
我们那一代就不说了，最奇怪的是一个95后的女孩，居然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完成了性启蒙。
女孩的母亲整个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文革后第一批考上了中专。正是这样一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妈妈，唯恐女儿知道了性。从小到大，反复叮咛女孩与男性老师和同学保持距离，严格禁止女孩与异性交往，一天到黑，念不完的道德经。
女孩在文章中说：初中的一个周末，坐在客厅里随意翻着电视频道，等待母亲在厨房做好饭，恰好一个频道在播《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场景，看到西门庆在捡筷子的时候突然抓住了潘金莲的脚，两人的喘气和对话开始变得激动，镜头逐渐移动到绣床幔帘一角脱下的鞋履和衣裙。那时并不太能理解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只是觉得镜头移动、颜色冲撞、娇喘推攘令人躁动，耳畔都清晰地听到自己颈动脉汩汩的声音。这时，母亲恰好端着饭菜走出来，恰好屏幕上王婆也推门而进，几乎是同步地，母亲怒斥一声：“你在看什么！”，配合着屏幕戏剧中王婆闯入后慌忙、尴尬、焦急、不堪、又意料之中的神情，我也不知所措地换掉频道，羞耻地逃离客厅钻进自己房间，似乎母亲羞辱性的怒瞪一直追着自己，连饭也没脸去吃了，静静听着母亲喘着粗气，有一句没一句地重复她的道德经。
好在还有文学。女孩写道：
我的性启蒙和恋爱启蒙是来自于文学名著，从严肃文学如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红楼梦》等，到杂志中的青春短文、言情小说、甚至地摊儿杂志。因为“看书”在父母长辈老师眼里等同于“学习”，那是几乎唯一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读书反而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一窥世界中各种性和爱的悲怆或百转千回。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孩比我们幸运多了。我们的青春期，只有《毛选》和鲁迅。文革前读到过《林海雪原》，读到“富有弹性的胸部”，不免做贼心虚，因为身体有了反应。那是一种极其粗浅的启蒙。直到1979年，我们才得以读到托尔斯泰，雨果和曹雪芹。跟王朔一样，我们都有特异功能，可以一目十行，飞快地从书页中找到“黄色”的内容，并进行似是而非的想象，算是有了比较完整的性启蒙。即便已经“懂事”了，我们谈恋爱时也会自觉守住底线，大多数时间是在装模作样地谈工作，谈理想，谈人生，不敢越雷池一步。结婚后，已经非常“懂事”了，但是在人前从来不敢亲热，甚至不好意思牵手。
综上所述，你不难发现，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人，到底缺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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