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说:“士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道的。”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
《论语》编写组,让孔子讲《学而》,《为政》,《八佾》,到了讲《里仁》讲了很长时间终于把春秋时期绕不过去的“士”讲出来了。
孔子所在的春秋时,周朝天下已近近乎于分崩离析,周朝之于各个诸侯国几乎已经是摆设了。
礼乐崩坏只是文词。
各个诸侯国都想发展自己。
发展就要有人才,于是各个国家都开始聚揽人才。
春秋之人才,除了能够享受干禄(如孔子弟子子张问的)世家还有相对稳定性,但失去了干禄的,又自认为有能力的,就开始在各个国家、权臣那里,要么让人引荐,要么毛遂自荐,开始做“士”。
这些“士”要么有智,要么有谋,要么有技,要么有力,总之要有过人之处。
历史的变革从来都是由少数人或发起,或推动,或引领。
惊雷都是起于青萍之末。
月亮都是慢慢圆起来的。
这些人活跃的过程就是“士无定君,国无属士”,结果就是“丛林法则”的结果,一些国家成了霸业,就如孔子所羡慕的管仲,本可以成就王业的,但没再向前走一步。
到了孔子死后,这些士更是活跃,以至于一家权臣就可以养三千士。
这士不是兵。
后世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应该是由这些士的流动取向囊括而来。
今人把那一段历史称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孔子及其弟子在当时就是那百家之一,百花之一。
孔子从百花之一到孤独一枝,如果孔子认为这是好,就要先拜秦嬴政,再拜董仲舒。
秦嬴政烧书,只是孔子有天眼,让后人把书藏在了墙壁的夹层。
董仲舒读懂了孔子,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枝。
只是以当时的当下,世人眼中的孔子并没有比别家更好,比别花更艳。
只是孔子求仁尊礼,但也要活着,还要办孔子大学,所以从鲁国流亡开始,就一直想臣别人的,只是除了卫国臣了几年,大部分时间没有下家,只能到处去流浪。
但即便如此,孔子对于那些士是看不上的。
在孔子看来那些士,甚至包括那些百家,只是为了富贵,为了名利,至于义与礼是没有了的。
所以孔子批士。
只是在孔子批的群体中,应该是没有被孔子称之为狄龙的老子的,对于一直以入世过人生的孔子,老子只能说走不近看不懂的另类。
孔子称之为狄龙。
老子弃世。
孔子之于其它百家,就像乌龟看王八,乌龟眼里都是王八,但王八眼里也就是乌龟而已。
老子为什么骂孔子那么狠?如果老子有孔子骂宰我的厉词,大概就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了”。
老子没这么骂,但意思已经到了。
但孔子确实走的不是寻常路。
孔子读懂了《春秋》,五十以后推演了《周易》,察透了人性,洞明了世事,走了人路。
人路就是后继有人之路,生生不息,以至延绵至今。
在当时能够为士的,应该基本没有民,因为士要能读书。
在孔子那里就是“劳力者”与“劳心者”之分了。
能成为孔门弟子的都是劳心者或者想成为劳心者。
孔子大学有面试的,孔子活着时应该孔子把最后一关。
这最后一关一定有关于士与君子的话题。像子路最为典型,虽然起初只是莽夫,但愿意成为君子,孔子收了;像范蠡最为反典型,不想成为孔子所教导的君子,就走了,孔子也无遗憾,“未足与议也”。
孔子能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弟子,首先还是自己内心想成为君子。
君子要能与仁为一体,还要有义,而且要能义薄云天。
孔子之义是大义,不是小义。
孔子以后,大约过了五十年,三国分晋之后,出了一个司马迁笔下的春秋战国“四大名刺客”之一的豫让,并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让人唏嘘动容的名典。
如果豫让为孔门弟子,孔子听说之后的反应大概如对待宰我一样,“耻之”,非大义。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把士与君子对比去议论,应该说五十之前的事,给弟子讲课的时候一定说说到了当时的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弟子,最后也是有感而发。
孔子说:那些嘴上追求道义的士,看似志向远大,但行为上自己只为追求锦衣玉食,又看不起眼下落魄的人,这样的士是不需要和他多说什么的。
君子修仁,对于天下的人与事,只以大义取,不会为了苟且而改变自己,也不会因为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就漠不关心。
孔子讲这段课,接着前文,局中之四类人:仁者、真好仁者、假好仁者、不修仁者的庸人,其中不修仁的庸人就包括了不愿做君子的士。
孔子因为瞧不上他们,也就不愿意说他们。
只是,孔子到了晚年,再回头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曾经的坚信是可以取了中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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