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是人口上千的大村。我家住在西南角，向东，有一条长长的大街。
小时候，腿短脚小，感觉那大街好长啊，就连距离我家仅有三百米左右的小学，都觉得是一段很长的路。
小时候，我一副很爱学习的样子，6岁时，就闹着上学。奶奶给我搬了一条小板凳，为我挎上自家缝的小书包，把我送进学校。我年龄太小，老师让我坐在最后。我也忘记了有没有书本，那一天有没有乖乖地听讲，只记得，傍晚放学的时候，我排在队伍的最后，老师说：那些不够年龄的，明天就不用来了！而且，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我的。
到了家，我扔下小板凳，趴在奶奶的膝盖上哭啊，哭的那么伤心。
第二天，奶奶又把我送去了，我又在教室最后坐了一天，放学的时候，老师没有说什么。可是，再一天的早上，奶奶说：玲，咱明年再去吧！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哭，反正后来就再不去学校了。
第二年，奶奶没去送我，因为脑血栓了。我年龄还是不够，壮着胆，硬着头皮，搬了小板凳，坐到了教室最后。忘记了有没有书本，但，这次我没有被赶回家，而是，在一次测验之后，我被安排到了第一排。
我一直学习很好，但灵气不足。读二年级时，我坐第一排。有一次，年轻的王老师坐在我前面读书，突然敲了一下我的桌子，我抬头，他看着我，手在书上比划着。我没懂他的意思，他又比划了一次，我还是没懂，他脸上露出焦急地不可思议，又试探地、稍稍放慢速度地比划一次，无奈，我还是不懂！然后，王老师，放弃努力，轻轻叹了口气，说出一个字：笔，原来，老师是向我借一支笔！
不管有没有灵气，童年，就是各种玩耍，各种调皮。
我们学校有三排红瓦土坯房，每排四间，两两相通，成为两个大教室。一、二年级在最后一排，中间一排是老师办公室和三年级，最前面一排是四、五年级，而四五年级的教室门是往北开的，和三年级共用一大片活动空间。
我们的活动空间没有围墙，东侧自南向北三户人家。我们听到下课铃声，就一股脑地从教室里挤出来，奔进那几户人家，有的找厕所，有的直接跑向院子里的大水缸，抓起水缸边上的大水瓢，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下，把瓢递给下一位同学，同时用袖子抹一把嘴角，就又跑教室前的广阔天地，开始肆无忌惮结伴玩耍。
(本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女生最爱玩的游戏是抓石子。几个女孩子，到附近的砂石堆上捡来一大捧大小差不多的石子，首先，商量好每次必需抓起几个，然后，剪子包袱锤来决定抓的次序，再由后抓的给前一个抓的往地上抛撒石子。抓的女生，手里先拿好一颗石子，往高处一抛，在那个石子一起一落的间隙，快速抓起规定个数的石子，再反手接住落下的石子。如果接住石子的同时，抓起的石子也都安稳的握在手里，就算成功，那手里的石子归自己，继续抓，如果不成功，换一个同学。到最后，以面前抓来的石子多少论输赢。一旦上课铃声响起，几个女生就叽叽喳喳地粗略比较一下多少，同时七手八脚地堆起石子，胡乱捧起来，往墙角一扔，拍拍手上的尘土，或往衣服上擦一擦，拥挤着跑进教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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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没有电铃，上课下课都由老师临时决定。好像是老师讲完一个问题，布置了作业，就去办公室了，估计五个年级的老师都凑齐了，就由一位老师，抽下门环上的铁门栓，往挂在门旁的铁铃铛上敲几下，就下课了。然后，老师们继续聊天，我们继续游戏。老师们聊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就该上课了。所以，我们游戏的时间长短，由老师们聊天话题的长短决定。
至今，我不太记得上课的内容，但却清晰记得玩耍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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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期，没有义务教育。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学费开始是两块钱，后来涨到五块。每到学期初，把手里摩挲皱了的纸币交给老师，换来崭新的书本，爱惜的拿到家里，用报纸仔细地包好书皮，写好名字。那时，好羡慕那些家里有往年挂历，能包出精美书皮的同学！我很爱惜书，书皮都能保持到学期末，一个学期结束，拆掉书皮，书还是崭新的，自己看了，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是义务教育，就存在留级。一年级时，我们班就有几个年龄很大同学，其中一个女生，据说已经读了三遍一年级了，就是学不会拼音。她年龄大，长得也高大，有点木讷，很多男生欺负她，至今，我还记得，有男生双手拉着她的麻花辫，身体用力往下坠，她疼得哇哇大叫，难过地抱着壕沟边上的大树生闷气。
学校的西侧，是一个南北向很深很宽的壕沟，每次放学上学，都要来个向着底部的加速跑，然后顺势往上爬。就在这一跑一爬中，度过了五年最单纯的小学岁月。
（现在的壕沟，已经窄了，浅了）
关于那条壕沟，我还记得我和娟做过的坏事。在学校附近，住着一位年龄比较大的、没有娶媳妇的“光棍”男，名字叫“九月”，好像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现在想来，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反正，那个时候，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不很正常，我和娟也就认为他不正常。在一个不上学的下午，我们俩发现他在壕沟南部，和一片大湾连接的宽阔地带做事情，依稀记得是弄个什么大树枝。我俩目光一对，就想起来坏主意。装作向前搭讪，然后，借着一个话头，娟说了一句坏话，就往南跑，他放下手中的活计，去追赶娟，我又喊了一句坏话，他又反过方向，向北来追我。由于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喊话之前留出了安全距离，他没能追上我，当然，也放跑了娟。至于，我俩当时说出的什么坏话，至今还记得，只是，长大了，再也说不出口了！
我和娟，还做过很多坏事情。比如，初夏，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中午不午休，灌一玻璃瓶水，装作去上学，其实，是跑到学校南边的麦子地里，踩倒一片小麦，坐在上面，随手折下几颗麦穗，揪掉麦芒，放到手心里用力搓一搓，吹去麦壳，把青青的麦粒顺入瓶子。等瓶子里麦粒足够多了，就把瓶口对准嘴巴，先用舌头堵住，顺势舒服地躺在麦子上，瓶底朝上，舌头一松，“咕噜”一声，气体上跑，搅动瓶子里的水，麦粒也就落到嘴巴里。如此反复几次，把瓶子里的水喝光，青麦粒也吃个够，心满意足地上学去了，全然不顾被糟蹋的那一片麦子……
虽然，大街很长，但也挡不住我们少年狂野的心。周末，我，娟，还有其他几位调皮的小朋友，会骑车去村东头偷杜梨。
朦胧的记得，在村最东头，有蔓延几十米的高大土墙，很古老，很破旧，还时不时往下滑落沙土。在墙外，有三棵高大茂密的杜梨树。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花，只记得麦收时节，树上满满的小小的杜梨。我们一大批贪吃的少年，骑着自行车，疯也似的奔到树下，把车或扔在树下，或扔向土墙，然后，有的爬树，有的拿土块往树上扔，反正，目的只有一个：把杜梨弄下来！经我们大张旗鼓地一番折腾，树枝、树叶，还有杜梨，散落一地！我们兴致勃勃的往口袋里装，这时，往往会有很尖锐的叫骂从土墙的另一侧传出来，于是，我们大叫着：瞎子娘来了，快跑！于是慌张地推起自行车，跨上去，四散逃走！
我们把没有熟的杜梨藏到麦秸垛里，说是捂熟了，不酸涩了，再来吃，可是，后来好像从来就没有去取过。
其实，我们也知道，七八十岁的瞎子娘也不会追得上，只不过，稚嫩少年的心，还是因为偷东西而胆怯，对尖声叫骂的“瞎子娘”心存恐惧。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土墙没有了，杜梨树也不在了，瞎子娘也去了，瞎子也走了……
(本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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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了高中，村子的东部去的就少了。
反倒是最近几年，每次回家，都会从西到东，把村子走几遍。是不是我长大了，走过的路远了，大街也没有那么长了？
村里的很多人，会问我是谁，然后恍然的说：原来是你啊，只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大了，不太认得了。我从心里很喜欢和他们聊天，我喜欢听他们讲起原来的故事……
我也很喜欢去找寻原来的痕迹。校舍还在，不过改造成了人家；那条壕沟还在，不过窄了、浅了；沟北头的百年绒花树也在，只是枝叶稀疏了；那盘碾子还在，只不过换了地方，不再用来碾米磨面，成了文物……
但，有些东西，再也找不到了。
小时候，那么多的小伙伴一起走过的街、串过的巷，原来是人家挨人家，而现在，很多地方，老房子塌了，院子也荒了，让人看了心生凄凉……
很多时候，梦回故乡，穿过记忆中的街巷，家家炊烟升起，饭菜飘香，左邻右舍，笑语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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