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诺贝尔奖终于尘埃落定。诺贝尔奖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病，因为自诩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华大地，在建国几十年内都没有出过若贝尔奖，中国人对近代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回想到成百上千年前老祖宗在文明史上创造无以伦比的丰功伟绩，每一个有自觉的现代中国人两相对比时，内心总有一股害羞。即使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造就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奇迹，即使钱包鼓起来了，我们面对西方人依旧有股抬不起头来的压抑感，主要原因正是我们对在现代科技发展上所做的原创性实在太少，这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体量完全不匹配，幸运的是随着前几年莫言和屠呦呦依次获奖，这种尴尬有所减少。
然而每年诺贝尔奖出来后，依然能有效搅动我们心中一股莫名的惆怅：又没有中国人。今年的物理，化学，医学诺贝奖发完了，一共8人摘得桂冠，其中诺奖专业化美国有4人，英法加各一人，令人咬牙切齿的是，愤青们的死对头”小日本“又有一人获奖，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自2001年至今，日本共有18人获奖，成绩碾压我大天朝，在现代科学的原创性贡献上，我天朝上国颜面无存。每届奥运会我们总意气风发的发誓要冲击金牌榜，为何在诺贝奖上却集体发焉，没有一点自信和斗志呢，咱不跟美国比，但旁边让我们痛恨的邻居隔三差五就出一个，这不明白着给咱们蹬鼻子上脸嘛，为啥气血方刚的愤青或各类“爱国人士”能咽的下这口气呢？
今年若贝尔奖有两个特例值得我们研究，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女性。自从几十年前居里夫人千辛万苦从沥青中提取出0.1克镭后，诺奖一直是男性主导的天下。这次一位女性获奖者斯特里克兰就被人认为是走了狗屎运，当年她还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跟随今年一同获奖的莫罗做研究。多年前的一天，研究生威廉姆斯问了莫罗一个问题，如果把光纤和放大器换个次序会有什么结果，问完就回家并付诸脑后。这个问题一下子启发了莫罗，他看看实验室里谁还没回家，正好斯特克利兰还在加班于是就让她随手做这个实验。实验很简单按部就班就好，谁都做得出来，完成后莫罗也没太当回事，就把草草把实验成果发表到一篇没啥影响力的期刊上，正是这个“无心插柳”让她两人获得诺贝尔奖，在此后这33年内，斯特里兰碌碌无为再也没有做出有价值贡献，以致于今年得奖前一直是个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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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得奖的女性是化学奖得主弗朗西斯.阿诺德，她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眼里“科学家”的人设。阿诺德说：‘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想成为心脏外科医生，跨国公司老大，或者外交官，知道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少外交技巧。大学期间，我甚至从未认真想过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当然，他们总在我的候选列表中，我对未来想法太多了。30岁前，我尝试过许多其他职业。高中时在当地的爵士俱乐部做女服务员，后来又当过出租车司机，组装过电子设备，做过核电和太阳能方面的工作。我喜欢语言，喜欢经济学。每次休假都在旅行，体验不同的文化。我喜欢学习，不断深入生物世界，研究所有神奇的自然分子机器。’，纳尼！堂堂诺贝尔奖得主居然做过服务业，出租车司机，工厂妹等”卑贱“职业，这两位诺奖得主与我们想象中那种聪明绝伦，智慧过人的大科学家形象实在大相径庭，从阿诺德的人生经历看，她甚至不像个”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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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书学习上的用功刻苦，中国人无以伦比，但我们不得诺奖一大原因是思维走弯路。西方人思维的特色是量化和精确，按照《万历十五年》作者王仁宇的说法是能够做到”数目字管理“。东方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思维特点是模糊，意象化，朦胧不清，这种特点在我们现在的法律里也时常体现出来，例如”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深远“，什么样才是”特别严重“呢，怎样的影响才是”特别深远“，没法说清楚，如果相关条例没有最高法院进一步量化诠释，那么量刑的大小就得看法官当时的心情了。最近发生在我身边一件事特别体现量化思维的重要，我一位好友父亲得了重病，我陪他上广州求医，医生让他把父亲带过来检查，朋友说我爸太”瘦“了，可能身体吃不消。此时医生的专业性体现出来，他说：你认为的”瘦“与医学上认为的”瘦“不一样，医学看重的是一系列生理指标，例如血压，体脂，心率，血氧含量等，医学上没有所谓”瘦“这种概念。朋友一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果然顺利的把父亲带过去治病后，目前身体恢复不错。
在我看来，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分野来自于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性质区别。西方文明继承自两希文明，特别是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的起点在克里特岛，那里只能生产橄榄和山羊，如果没有商业，岛上居民别说建立高度的文明，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当年古希腊城邦大多建立在岛上或者是不利于耕种的高地，如果没有商业交换，那么只能活生生饿死。做生意就必须遵循两大原则，一是诚信，二是精确。我要什么货物，单价多少钱，什么时候到货，几点几分碰头交易，一笔买卖挣了多少，亏了多少，这些信息都必须要清清楚楚，来不得一点模糊，而且信息的表达方式必须是双方都得明白，因此商业贸易的需要慢慢培养起强调”数字可管理“的商业文明。这一点在斯特里克兰做的实验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甚至可认为斯特里克兰做的实验跟麦当劳里炸薯条差不多，油温是多少，放盐多少克，每个步骤都有严格的数量化指标，绝不可能出现”放盐少许“这类模糊，若不然以斯特里克兰的水准绝不可能在一个夜晚加加班就把诺贝儿级别的实验设计出来。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到现在还深受农耕文明影响。农耕文明的一大特点是自己自足，内部分配，由于不需要与外人交易，因此”定量精准“并不是头号需求。内部交易追求等差次序，而模糊化的语境特别有利于强化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打压。例如法律中模糊不清的用语像”特别严重“，”特别深远“等，是不是一下子把裁决权全权交给了法院一方呢，我觉得你”严重“你就严重，我觉得你”深远“你就深远，一切操之在我，倘若真有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那么法院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由此模糊化的思维特别符合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皇权专制需要，一旦精确数量化就意味着裁决的权力落到客观第三方，在追求等级差序的社会组织里就会对上级形成一种硬性约束，也从侧面助长下级对上级的反抗能力，于是就会破坏”社会伦理“。中国人相互打压嘲讽时也喜欢使用模糊化语境，例如有人会嘲笑你”胖“，但不会嘲笑你”体脂比“高，因为说你”胖“时，裁量的准则在我，于是我就有了打压你的便利，我觉得你”胖“你就”胖“，一旦使用”体脂比“这种量化方式，对方打压你的自由度一下子就丧失，从而就实现不了打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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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思维上非常懒得量化和精确，这点在语言特点上也表现的非常明显。我有个爱好就是登上美国亚马逊网站，查找自己喜欢的原版书，此时有个有趣的发现是，有些原版书被翻译到国内后，两者标题差异相当明显。如果原著是小说，那么书名大多使用主人公的名字，例如《奥利弗.特威斯特》，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如果把书名直译那就太没意境和水准，于是它变成中文时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雾都孤儿》，你看后者是否比前者有了深度和朦胧的美感。如果原著是学术型的论说性著作，那题目可是详细和冗长得吓死人，例如《国富论》，这是中文翻译，原著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你看中文译名是不是更富有感染力和冲击力。政治学名著《乌托邦》原著书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后者的书名会把中国读者吓得屁滚尿流，鬼才会去看这种书名的书，摆在货架上结局只能是布满蛛网。我们熟知的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原名更吓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的种群得以存活的方式的起源》，光读书名就能令人断气，别说是要读里面内容了。
中国语言表达不讲究准确，但强调”传神“。看我们传统名著的书名例如《易经》，《大学章句》，《大学衍义》，《大学问》，《金刚经》等，无不言简意赅，你很难通过书名直接获得书本要论述的主题。西方人为了实现精确的表达和规范的描述，语言就是不厌其烦，及其啰嗦和累赘，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掉有可能产生的歧义。中文特别是古文，寻求“信达雅”，追求形式的简洁同时构造朦胧的意境，这么做使得语言能传达出美感，但在信息的准确传达上会出现严重的弊病。例如理学中的名句“无极而太极”，你读起来特别有感，但没人能理解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它的意思是无极生出成太极，还是无极转变为太极，还是无极等价于太极，后人根本就搞不清，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吵了一千多年，至今没有任何确切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它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答案，这就是中文表意的朦胧性导致的严重后果。
西方的商业文明促进了贸易发展，于是讲究逻辑的算术和法律就成了热门需求。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就以法学著称。算术和法律等对逻辑要求极高的学科通过演化，抽象出了一门新学科，那就是逻辑学。由于逻辑学比数学还抽象，因此学它非常耗时耗力，真的要学好需要耗费很多年的功夫。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它的逻辑学专业就要求学生完成所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当时的逻辑学就像现在的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不管你以后是专攻医学，法学还是神学如果你打不好逻辑学的底子，那么你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任何学术领域内都走不远。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实用”，所谓”通经致用“，如果一样东西在现实中不能快速见效，产生实际效益，我们是绝对不愿投入精力的，而逻辑恰恰就属于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学科，逻辑被我们中国人所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也有强调逻辑的学术领域，那就是佛教中的因明学，不过早绝种了。因为佛教中的僧侣时常要辩论佛经义理，因此遵循统一的逻辑非常重要，要不然会各说各话，鸡同鸭讲。但因明学太过繁琐，百姓求佛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不是来费尽心思讲道理的，因此因明学在民间根本无法流传。民国时期大学者金岳霖层呼吁“逻辑救国”，然而那注定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如今他的努力早已被人们忘却，倒是他与大才女林微因的感情纠葛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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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行为处事根本做不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数据为准绳。长期受二元价值观影响，很多人总把事情看做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没有模糊的缓和地带，没有共同融通之地。人与人在交流沟通时，首先看“华夷之别”，也就是看你跟我是不是一类人，是一类人的话继而又寻求高低之分，追求我高你低，因此一旦有意见分歧时，双方很难心平气和的，在基于相同客观逻辑的基础对问题进行冷静的分析辩论，然后使得双方在明了对方观点的情况下求同存异。在出现分歧时，更容易出现双方的情绪化，一方迫切的渴望将自己的意愿，价值取向，情感诉求强推给另一方，也不管对方是否理解自己的论点，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理解对方的论点，而是情绪上一味的去强迫对方，压制对方，于是分歧变成争吵，变成上纲上线，最后升华成人身攻击和政治斗争。
摆事实，讲道理，看数据，明定义，对事不对人。这些都是追求逻辑的基本标准，问题是你放眼四望，能做到这几点并且冷静不情绪化的人少之又少，要不然网上不分青红皂白皂白就开喷的键盘侠不会那么多。讲究逻辑性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基础，而在中国有这种特质的人十分稀少，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由此当你努力做到一个讲道理，不乱飙情绪的人时，你就已经成为了中国十几亿人中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小撮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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