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子要装修了，就要跟一些人打交道，他们是泥匠、木匠、漆匠和水电工。
最早见面的是水电工和泥水匠，他们说好在加油站等着我，也没有联络暗号，比如手里拿一份杂志什么的。我一到那里，他们就冲我过来了。我不认识他们啊，是不是每个买了房子准备装修的人，看起来眼睛都绿花花的，让人老远瞟上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木匠最有意思，我约他在新华书店一楼大厅里等我，他记错了时间，结果在书店里足足翻了一个钟头的书，他见到我生气得厉害，摘下帽子使劲往大腿上拍打——这是一顶赵本山式的短舌帽。他一边拍他的灰尖飞扬的帽子，一边说：你怎么回事嘛？你晓得不晓得，我这个人从来不看书的，为了等你，我等于把一辈子的书都翻完了！说完，他的心情似乎很快得到了调节，乐呵呵笑了起来。他说，虽然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不过我干活可是没说的，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一打听就知道了。
因为我的房子，一个个能工巧匠，分别从各个隐匿的生活角落里浮现出来。我们是通过电话联系的，这些电话是谁告诉我的呢？又是谁掌握着他们的联络方式？说道起来很有点意思，我还没有拿到房子钥匙呢，我的手机上就已经有了三个木匠和两个漆匠的电话号码，三个木匠又向我介绍了三个泥水匠，泥水匠的手里又掌握着一大帮扛锤子的外地人。
我对泥水匠和敲墙人没有好感，长年和粗糙森凉的水泥和石头打交道，似乎也磨砺了他们的内心。特别是扛着锤子到处敲墙壁的外乡人，目光里全是摧毁一切的意思，在泥水匠那里，我也没有看到更多建设性的东西。他和敲墙人在一起，简直就像是一个形迹可疑的黑社会团伙，他们的作风完全是摧枯拉朽式的，一堵墙很快就被放到了，灰尘腾地而起，我的房子很快变成一个废墟地，千疮百孔，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需要像袋鼠一样腾挪前进。有个人突然笑了起来，讲到了女人的生殖器官，他们就这样在飞扬的尘土里谈笑风生，叼着烟，只有我一个人在暗暗替自己的房子担心。
在我看来，文化程度最高的当数水电工，他把水管接过来，把电线铺设过去，似乎一切皆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水龙头那边就出来了，然后灯泡突然亮了，灯泡亮的时候，他总能听到欢呼的声音，亮了！亮了！好像灯光发亮是一件多么意外而惊喜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尊重科学的基本态度。和泥水匠不一样，我的水电师傅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个矮个子，常挂着一种含而未放的笑容，他的敬业态度让我无法怀疑他的技术——前几天，我的一个电插头好像出现了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是不是又该打个电话给他呢？我这么说，没有任何贬低他的技术的意思，而是我对他有一种依赖。我动不动就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总是弄不清楚，那些像神经末梢一般密布在各个房间的电线。说实在的，我是有点为他鸣不平的，水电工挣钱不多，麻烦不少，其他工匠拍屁股走人了，而他还在继续跟亲爱的房主们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至少在装修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成了我家的一个常客。
我的木匠是一个前额宽大脸色红润的家伙，他的表情甜蜜而可疑。他以前给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干过活，后来又被介绍到一位我所尊敬的民俗研究者的家里。我是这样想的，经过两位艺术大师在美学方面的熏陶和调教，他应该是一个在审美上比较好沟通的木匠了罢？后来我才知道，我遇到的简直就是一个专门与我的美学主张唱对台戏的家伙！我没说我的审美一定哪能哪能，但问题的关键是，房子是我的房子，我再怎么捣腾都是我的私事不是？事情恰好相反，这个木匠以及他的两个下手，严重缺乏倾听的耐心，以至于，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我得不停地向木匠们强调自己的审美趣味，这里要一堵石头墙，这里应该有一根老木头柱子，然后我又告诉他们，我不需要电视墙和吧台，就在我跟他们谈装饰理念的时候，他们的神情总是一脸的不屑，他们的目光里满是孤疑。
他们是一群经验主义者，经验总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哪年哪月，他们在上海的某五星级宾馆装修过，哪年哪月，他们给某某局长大人干过活。在他们谈到宾馆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对他们来说，最高的人生境界恐怕就是总统套房吧，据我的观察，把家室装修成宾馆绝对不是最坏的打算，更有甚者，把房子装修成了歌舞厅和美容院，一开灯，冷嗖嗖的光，蓝莹莹的，从四面八方射过来，似乎身处鬼火与狼群之中。所以，他们在提到宾馆酒店的时候，我很可以理解，但当他们报出一大串局长、经理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尊严被刺痛了。我对他们说，让你们津津乐道的局长的房子，在我眼里算个屁。
我这一说，他们吃惊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我的房子，他们总是一副极有把握的样子，但只要你半天没有来过装修现场，一件由他们创造的并且已经成型的家具，马上就让你目瞪口呆。这似乎是一场阴谋。他们总想把他们想象中的美满居室的理念强加给你，这样说罢，他装修的是你的房子，但事实上却是完全按照他们向往中的美好生活的蓝图展开的。你得不停地跟他们比划，你要得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他们聪明的脑袋这时候总是愚蠢之极，他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或者说他们早已明白却在怀疑你的智商，因为在他们看来，简直太可笑了！简直闻所未闻。
当一大堆刨花潮汐般从我的房间里退去之后，一股浓烈的油漆味儿开始弥漫。这里变成了漆匠的战场。虽然人们经常把漆匠和蹩脚的画家混作一谈，但我还是没有把她们当作艺术家的意思——那么，她们是否比我们更懂得一点化学原理呢？连这一点我也没有把握。我的漆匠是位风姿绰约的少妇，极具感染力，她的戴着袖套的装束，在我看来，是比时尚还要时尚的。她总是在不停地给谁打电话，然后是一大堆泡沫般的笑声，让我这个闲杂人的心情也大为改观。后来，因为她的存在，我那里经常会出现一个陌生的木匠，那个木匠的嘴有点笨的，但有限的言辞与无尽的目光里，点点滴滴，细水长流，都是道不尽的缠绵。我的女漆匠一见到他，笑声大起——我总觉得她过于铺张的笑声有种伪饰的意味——在我们面前，她有点不好意思了！面对她的青春活力，我总是暗暗替她的健康担忧。我说你这么魅力四射的，做什么漆匠啊，她说我能做什么呢，前几天又有一个同行姐妹倒下了，想想以后心里真是有点怕——房子弄好以后，你等上三四个月再住吧，有空过来开开窗户。
工匠们作了鸟兽散，可我的手机里始终留着他们的联系号码，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写着李泥、张木、单漆和陈水电，第一个出现的是那个陈师傅，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他，陈师傅目睹了我这套新居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变化，但他从来不发表看法，他知道自己应该对什么负责，在他面对一堵墙壁的时候，看到的总是一张电线和水管的网络。
那天，他从我这里领了酬金，说了声，我走了，却站在门口欲言又止。他说，你往墙上敲钉子的时候，最好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说好的，心里突然感动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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