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20世纪30年代，胶东半岛的一个山村，我的母亲出生在四月的晨光里，于是乳名叫作醒子。

母亲排行第六，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出生除了多出一张吃饭的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姥爷姥姥忙于生计，也无暇顾及这个女儿。

到了读书年纪，同族的姐姐们去邻村上学，母亲也要求去。姥爷被缠磨不过，说“上学可以，别问家里要钱。”慈爱的姥姥替母亲想出一个办法，让母亲纺线抵学费。于是母亲除了在家里拼命干，上学的时候也扛着一辆纺车，课间休息的时候也在纺线。

就这样坚持读完了高小。十几岁就被其他村聘请去做小先生。

因为当地是老革命根据地。母亲和村里的其他几个姐妹很早就加入了党的秘密组织。党派来的工作大姐，夹个土布包袱，里面藏着油印的宣传小册子，带领小姐妹们定期偷偷学习。这些资料的作者中，有一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当然，那时的母亲只闻其名，还未见其人。

大约十八岁时，因为母亲写得一手好字，被招到邻县的县委宣传部担任刻字员。那时的印刷是要用铁笔刻在蜡纸上然后油印的。这是母亲真正的参加工作，成了公家的人。

在这里，母亲第一次看见了我的父亲，她久仰大名的才子。看他的文章成熟犀利，以为是位老先生，不料面前却是位英俊的青年，当时就面红心颤了。父亲当时是新华社东海支社的记者，可谓年轻有为。不幸的是作为地主家庭的长子，早早被订了比他大的媳妇，为的是能帮家里干活。父亲读书的中学，校长和许多老师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和叔叔兄弟俩都入了党，决心脱离剥削阶级家庭，当然也包括封建包办婚姻。当时组织是支持这种革命行动的。

母亲当时青春年华，情窦初开，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父亲。当时父亲27岁，和前妻有个女儿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

记得母亲亲口给我讲过，当时他们结婚时，组织安排，借了一个老乡家的厢房。这家老乡只有老两口带着一个孙女一起过。家里 一贫如洗，厕所就是在猪圈上搭块板，人蹲在上面，不小心会被猪拱到屁股。新婚不久的 一天晚上（不确定是否结婚当天），半夜突然被呼救声吵醒，原来房东孙女迷迷糊糊不小心跌入猪圈。父亲母亲赶紧起床，把满身烂泥猪粪的女孩拉出来，烧了一大锅水给她洗。讲到这段，母亲禁不住还想笑。我还记得父亲也提到过，当时他们新婚时，跟房东借了一把大铁勺。用勺当锅，炒了几个鸡蛋。

母亲说，那时虽然环境艰苦，但是非常幸福满足。她还说当时不只一个人追求她。我问“那爸爸是怎么追到你的？”她低头一笑：“你爸爸多聪明！他有的是办法。”我们那一代人的父母，是很少跟儿女谈感情这类事的。说到这种程度，已经很难得，就不好再往下问了。

从那以后。父亲和母亲同甘共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辉煌岁月，也经历了各种运动和磨难，包括两地分居。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从来没发生过动摇。父亲的家庭出身和他笔杆子惹的祸，其实给母亲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和连累，但母亲从来没因此报怨过半句。

如今，父亲已经过世多年，母亲每次看到父亲的照片，仍然泪流不止。在她心中，父亲永远是最英俊，最优秀。如果提到我和姐姐的某项优点，她总是说：“像她爸爸！”

这就是嫁给爱情所应有的样子吧？

倾一生，爱一人

岁月流转，我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