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回 大闹怀仁堂 叶剑英拍案断指伤 谭震林大闹怀仁堂
一、“一月风暴”
1、上海“造反派”运动
“文革”开始后，上海工厂中的部分造反派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先后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
1966年11月6日，由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等人串联筹组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对这一组织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没有得到承认，于是在11月10日凌晨，带领一千名“工总司”成员“赴京请愿”，在上海附近安亭车站遇到阻拦，便卧轨拦车，使沪宁线中断31个多小时。
“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张春桥到上海后，直接去安亭会见群众。13日下午，即在“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市长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还要华东局、上海市委承担这一事件的后果。接着，11月30日凌晨，“造反派”强行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报纸发行，历时八天。
12月28日，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也要求承认。由于“赤卫队”的要求不符合“工总司”的主张，矛盾激化。王洪文调集10万余人包围市委门前的“赤卫队”，挑起武斗，打伤91人。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第一起大规模的武斗。
2、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4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后，又接见了王洪文等，张春桥说：“上海的200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他特别强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当天，上海《文汇报》社被造反派夺了权。5日，造反派又夺了《解放日报》社的权。 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陈丕显、曹荻秋等被揪到台上批斗，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
为了取代中共上海市委，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11个群众组织《告上海人民书》，毛泽东亲自加编者按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
1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召开了誓师大会。以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经过策划成立了 “上海人民公社”。后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从此，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省党政领导机关，也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到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时称“全国山河一片红”。
二、“二月逆流”
1、邱会作遭批斗
“文革”形势发展之快，使人为之惊愕。到1966年下半年，“文革”已席卷神州大地的每一角落。全国的夺权斗争如火如荼。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冲击和批斗。
1967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被打倒；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陈毅、叶剑英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围攻。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邓陶”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留下字条，含冤自尽；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突然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迫害致死；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
1967年1月，总后造反派批斗邱会作。为避风头，邱会作以养病为名，在西山藏匿。造反派闻邱失踪，急聚众数千，团团围住军委办公厅，要求邱回总后接受批斗。军委文革小组迫于压力，电话指示邱回总后参加“文革”。邱会作下山后，即被造反派捉拿，关押于总后卫生部三楼。
造反派以“车轮战”批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罚跪请罪，致邱会作多次昏厥，命在旦夕。1月24日，邱会作见地上有一烟盒，急取之暗书求救信：现在我有生命危险，向主席、林副主席、叶帅求救。此信由警卫送饭时藏于裤裆，顺利送出。
当晚，林彪闻之大怒，急书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并命陈伯达共同签名。叶群等持林彪、陈伯达手令分乘两辆小车，直驱总后大院，向造反派示林、陈手令后，邱会作由此得救。
邱会作再回西山时已夜半，叶剑英、聂荣臻等均于西山等候。两老帅见邱会作剃阴阳头、满头血斑、遍体鳞伤，悲愤至极。叶帅亲扶之进屋，曰：“会作啊，你受苦了！”聂帅边走边骂“法西斯！”
次日晨，刘伯承元帅拄杖前来探望，以手抚摸伤处，曰：“我眼睛看不见，让我摸摸你啊！”血淋淋的教训，对老帅们震动很大。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57年，周恩来拟调邱会作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并告之先到苏联和捷克等东欧国家考察。考察归来，邱会作找总理汇报，一脸愁容：“我不想脱军装。”总理哭笑不得：“你这个邱会作，给我耍滑头。”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及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均被撤职。邱会作由此接任总后勤部部长，达12年之久。
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军队经费拮据。他号召各部队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办厂等。三年饥荒，解放军系统无浮肿、无饿死人情况，且总后从副业经费中上缴国库20个亿。
1966年初，邱会作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总后勤部署名送林彪，林彪转呈毛泽东。毛阅后复信林彪，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此信写于5月7日，史称“五七指示”。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2、京西宾馆碰头会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老帅们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之际，江青指着萧华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去不敢去？"
晚上，周恩来看到叶剑英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打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连夜冲到景山东街要抓萧华。萧华闻得风声后从后门跑出，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但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见萧华没到，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没予理睬。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故意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地一声，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当场骨折。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3、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指出，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为了贯彻这一的指示，在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提议下，林彪口授军委八条规定，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下发部队执行。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两军对阵，分外鲜明。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后，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张春桥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后，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强压怒火。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一次，超过了王明、张国焘。”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我跟了主席四十多年，从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反对过他，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你们随便吧！”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拿上文件，穿上衣服，要退出会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喝令他回来。
"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参加会议的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李富春也发了言。耿直的谭震林在会议结束后仍觉得言犹未尽，于是，他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散会后，急忙跑到钓鱼台。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后，拿起电话打给主席办，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
张春桥、姚文元讲了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此事毛泽东想听听林彪的看法。他把林彪叫到人民大会堂。林彪来到，就当面递上了谭震林的信，并说：“谭震林这封信，一派胡言乱语，但他反对江青是假，反对主席是真。真没想到他竟堕落到如此地步。不仅堕落，而且是反动，这太出乎意料了。”
谭震林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所信任的林副主席竟给了他的信一个这样的评价！毛泽东听了林彪的这番话，淡然一笑，说：“他把江青抬高了，她哪能跟武则天比，李贽说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
林彪说，“此风不可长，要采取点措施，不把他们这种疯狂的进攻打下去，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便有矢折的危险。”他的建议立即得到毛泽东采纳。毛泽东说，“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如果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讨论。”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盛怒之下的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毫不留情，甚至有些怒发冲冠。
他说：“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向中央发难，想干什么？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有抵触呢？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他对代表林彪来参加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他又对准老同志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啊！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呢？”
谭震林看点到自己名字了，说：“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活到五十六岁，不该参加中国共产党，不该跟你干革命！”
毛泽东说：“你可以退党嘛！”
毛泽东最后表明决心：“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站起身愤怒离场，把会议留给了周恩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后，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查”。怀仁堂碰头会与几日前的京西宾馆碰头会，一起被定为“二月逆流”，谭震林也由此被打倒。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
“文革”结束以后，此事件又被称为“二月抗争”，也叫“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三老四帅”主要是指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被“封”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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