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丨知青下乡（10—44）

第四十四回  知青下乡： 董加耕贵为头号客  习近平扎根梁家河

一、“工宣队”进驻

1、清华 “七·二七事件”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四一四总部”。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发生了武斗，造成１３人死亡，４００多人受伤。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

1968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次日上午，来自北京各个企事业单位的工人涌进了清华校园。

然而这些工人在清华遭到了激烈抵抗。蒯大富为首的“团派”误判“工宣队”不是经毛主席同意派来的，他们称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大反扑”，清华两派约有600余人殊死抵抗，最终造成“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

听到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大为震怒，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他特意召见了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小将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清晨，北京市６１个单位３万多工人组成了“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抵达清华，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8月25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发表。同日，《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指出："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随之，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运动结束。

2、“最大关怀”

为了显示自己对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器重和支持，8月5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把巴基斯坦外长赠给他的一些热带芒果，转送给了北京的工人代表。8月7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

文章还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不仅是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

瞬时，首都大街小巷充满了游行队伍。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扩音器里，“大海航行靠舵手” 的音乐声铿锵有力；人群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顷刻成为“革命”的大舞台，人们跳着忠字舞，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决心。

当时负责中央警备的汪东兴把芒果分给北京一些大学和工厂的工宣队代表，其中北京针织总厂的工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很快地，一批蜡制的仿真芒果被紧急制作出来，用火车和飞机运往各地，各省市都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人们在山呼万岁后，又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瞻仰这颗来自中南海的“圣果”。

各级革委会敲锣打鼓地将蜡制仿真芒果送到各“工宣队”中，放在精致托盘里，罩上玻璃罩，摆放在毛主席像下，每天早晚和主席像一起接受着工人们的“早请示晚汇报”。河南新郑卷烟厂，当年还特意研制出品了“芒果”牌香烟。

而作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的"钦定亲兵"，工宣队自进驻清华后，工宣队的领导人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的领导人。1970年1月，杨德中(中共中央警卫团政委)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中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后来迅速崛起。

二、知青下乡

1、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1961年，董加耕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董加耕此时却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北大，回乡务农，并将名字“董家庚”改为“董加耕”。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做了报道。1964年初，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发出学习宣传董加耕的决定。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董加耕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26日下午大会结束前夕，服务员前来通知他和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散会后就地稍候。稍后，被带到大会堂一个小宴会厅。董加耕看到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走进来了，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毛主席在主桌坐下后，周总理立即安排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别坐在主席的左、右两旁。席间，毛主席频频给董加耕夹菜，散席前，毛主席给同桌每位客人送一只苹果，第一个先拿给董加耕。董加耕成了“主席寿筵上的头号客人”。或许正因为此，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被唯一特许在主席身边守灵7天7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

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

2、“老三届”

数以百万计的城镇青年毅然而又难舍地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城市，走进山区，奔向边疆，在那里挥洒青春的汗水。送别时几乎是全城涌动。知青们先在学校里集中，然后乘上临时专车。高音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被调到最大音量，但仍被站内站外的哭声淹没了！

“老三届”，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老三届"即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课本的第一页就是"毛主席语录"。迈进校门，除了文化课，还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忆苦思甜等活动；雷锋"甘做革命螺丝钉"的精神，"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氛围里，“老三届”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一代青年怀揣"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信念，以他们的青春，热血，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3、李庆霖斗胆上书

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

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

知青们生活费用要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非常痛苦。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几次上访未果后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毅然将信发出。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泪水潸然而下。之后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还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

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都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

很快，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国务院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工作队，奔赴各省区调查。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的先驱。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也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1975年被选举四届人大常委，1976年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976年10，李庆霖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被隔离审查。1977年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庆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就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4、梁家河最后一位知青

1969年1月，“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

15岁的习近平下乡到梁家河村成为一名知青，度过7年的青葱岁月。刚到村里的时候他还不太习惯，土炕上跳蚤多，最后腿上起的都是泡。

地处延川县的梁家河村山壑丛生，并不富裕，几十年前，连吃水都是问题。习近平领着村里人打了梁家河的第一口吃水井；地处大山深处的梁家河村交通不便，生活的必需品都要步行到5公里外的文安驿镇购买，习近平组织村民建立了村里第一个铁业社，自己制造工具；当年，听闻四川有沼气池试验成功，习近平便远赴四川取经，回到梁家河后便建成了陕西省首个沼气池。

1974年1月入党后不久，习近平即被选为梁家河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给他奖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他觉得这个摩托车对村上不实用，就到农机公司去，换成了手扶拖拉机，带了一个磨面机，还带了一个粉碎机，一次他就换了这三样。

1975年，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习近平3个志愿都填清华。但当时家庭成份和背景很关键，他母亲齐心专程赶到延安，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当时，他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有了这个证明，公社开了大会讨论，参加会议的社员全部举手同意。

1975年10月7日，习近平带着两箱书，踏上返回北京的路途。一大早全村人排了很长的队送他，足足送了十多里。梁玉明和另外12个村民将习近平送到县城。第二天，你三毛我五毛凑了5元钱，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此后，12个村民从延川返回乡下，梁玉明和另外一人继续将习近平送到延安。   

当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2.8万人，正好与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数字大体一致。知青们绝大部分陆续回到北京，最后留下来没走的是298人，也恰好与当时留在延安的老红军数字基本吻合。

习近平是当年15个知青里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插队梁家河的这15人，有的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病退撤回，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有的在当地招工后来招干、有的回到北京做生意。而习近平因为父辈的历史原因，一再失去当兵、返城等机会。一般情况下呆两三年就离开了，习近平呆了7年。

习近平曾经把郑板桥的一首诗改动了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在《我的自述》中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身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没有知青岁月，也就没有今日的习近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隔代培养了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