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回 七二〇事件 陈再道被陷搞兵变 许世友避难大别山
一、“七二〇事件”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激烈，并时常伴有武斗。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中央文革”的电报后，两派群众组织立即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电话给周恩来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
周恩来回电话，说代表不用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改变计划其实是因为毛泽东要巡视大江南北，并到武汉横渡长江。
7月13日，飞机在武汉着陆。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潘景寅。到武汉后，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这时，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了，连夜与关锋通话。最后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了武汉。
但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谢富治、王力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返京。王力、谢富治乘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
第二天，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讲话的实况录音，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说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的极大愤慨。当天，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贴满了武汉街头。
大字报称，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云南等省，均出现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20日清晨，“百万雄师”涌进王力、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王力听说后，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这就是“七二〇事件”。
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组织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此后，“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一事，被认为是”冲击毛主席住地、危害毛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一时间“陈再道搞兵变”震惊中央。
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
2、王力被抓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中央汇报，说陈再道要搞兵变，林彪听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于是，毛泽东来到上海。
8月上旬，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要他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主席。谈话的当天，杨成武即飞赴上海。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让杨成武去休息。8月26日上午，毛泽东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飞往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安排中央警卫局在会场外守候。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被押送到北京西山，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正值春节前夕，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但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王力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但开除了党籍。
王力，原名王光宾，写过小说《晴天》后，始用笔名“王力”。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王力经毛泽东提名任组长。
二、许世友的“水雷弹”
“二月逆流”后，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组织起来，将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做“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一伺造反派冲上楼，就用开水壶往下冲。
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马上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与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1967年1月初，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
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他带着手下爱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军部招待所。
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许世友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于是，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执意回去。果不出所料，回去后，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
陶勇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陶勇的四孩子跪着求许伯伯。一片哭声中，许世友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你们在地方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位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武汉“7. 20”事件爆发，毛泽东在武汉虚惊一场。到了上海，毛泽东便让杨成武打电话找许世友到上海来见他。毛泽东特意派张春桥到合肥去接许世友，目的也是协调两人的关系。毛泽东的“将相和”可谓用心良苦，他想让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让许世友做总参谋长，一文一武。但许世友不愿进京，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8月18日，张春桥以毛泽东的专机去合肥接许世友。许世友从大别山到了合肥。许世友借机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
到了上海，张春桥陪许世友去见毛泽东。中午自酌自饮此时还在微醺之中的许世友刚见到毛泽东，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毛泽东连忙把他搀起来，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你回去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行吗？”
许世友坚决的说，“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最终，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9月底，周恩来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又专门叫陈锡联跟他讲。
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军长征时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
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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