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感叹号：
大刀阔斧，变法图强，破陈出新，强大秦国，数侵山东诸侯，夺回河西之地，复修穆公之业，使秦国重新雄踞边陲。但是，商鞅却因为变法得罪了太子，所以在秦孝公死后，被继任的秦惠文王车裂而死，并且全族都被诛杀。
这就是很多人印象中的“符号”商鞅，我们会觉得他很冤，很不值，而秦惠文王则是鼠肚鸡肠、忘恩负义之辈。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首先我们要了解，商鞅当年得罪的那位太子爷——秦惠文王，他并不是什么昏庸之辈，更不是什么无能之徒。相反，自商鞅变法以后，真正开始大规模开疆扩土的就是他，他也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
秦惠文王上位以后，任用张仪为相，攻魏、灭蜀、破赵、伐韩、战楚、败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以说秦国真正的强大正是从秦惠文王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昏君，又怎么可能是忘恩负义、鼠肚鸡肠之辈？
所以，秦惠文王杀商鞅绝对不仅是听信了公子虔的诬陷，或者是因为当初商鞅得罪过他的缘故，这其中自有其必然的原因。
而我们反过来看那位秦国变法成功的大功臣——商鞅，你以为他的变法成功就那么光鲜无暇吗？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商鞅的变法若干年内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就不加分辨地说他是对的。
借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陈道明的一台词：“（商鞅）你以为你就那么干净吗？”
战国中后期，诸侯相互侵并已经是一种常态，经过多轮的洗牌，到最后只剩下了所谓的“战国七雄”，下一轮更大地兼并战争已经是在所难免。各国的国君和有识之士自然都明白这个大势，所以，有大志的国君都在招贤纳士，而各路智辩之士、纵横家和胸怀大志之人，都在找机会四处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
据说，商鞅初见秦孝公的时候，先说王道，后说帝道，可是孝公丝毫不感兴趣，昏昏欲睡，把商鞅当成了只会说空话的虚妄之人。直到第三次，商鞅跟孝公讲霸道，孝公才对他青眼相加，不久之后便决定重用商鞅变法。
原因显而易见，什么圣人之治、三王之治都是以封建联盟为根基的，只有霸道才可以满足帝王的权力野心。所谓的霸道就是称王称霸，号令群雄，一统天下，当初的“春秋五霸”是他们向来仰慕的榜样。
从初见秦到得到孝公的信用，商鞅经过了三年的时间，通过三年的时间，他看到了秦孝公的急功近利和政治野心。在此之前，商鞅的政治事业一路红灯，出身于卫国的公族却在自己国家得不到任用，后来投靠魏相公叔座门下，公叔座临终前谏之于魏惠王，可还是被置之不用。
经过在秦国三年的思考，他终于悟透了自己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功利性的变法。
到底怎样才能称霸？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富国强兵，只有国家富裕了才有发动战争的资本，只有士兵不怕死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各家都有各家的说法。
但是，商鞅的变法就显得非常粗暴，他的变法不顾人伦、不顾人性，以强制的手段鼓励百姓生产、纳税、杀人，以此达到他“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商鞅在这个基础上，还加上了一条，那就是“集权”。
集权、富国、强兵，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所有内容，而他使用的所有方法都是强制或暴力的。比如，制定连坐制度，一人有罪，若同什相邻不举报者，与犯罪者同罚；不举报奸细的人腰斩，举报的人和斩敌首级一样，赏赐爵位；从事工商业或者种地不肯出力的人，罚没妻小，成为官家的奴婢；创立了“凿颠（用锥子凿脑门）”、“抽胁（抽取肋骨）”等一系列残酷的刑罚......
商鞅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以牺牲百姓利益和权利的代价，达到了他“集权富国强兵”的目的，也达到了讨好秦孝公的目的。《商君列传》在称赞商鞅变法的成绩时说道：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私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种境界，恐怕我们现在的社会都达不到，但是，这番话其实是站在国君利益的角度上来说的，而这种和谐社会氛围的产生也并不是出于百姓的自愿和自觉，而是源自杀戮和恐惧。
商鞅变法之初，新法推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很多百姓不堪忍受，有上千百姓到国都请命，希望可以废除新法。对新法不满的包括太子在内的很多贵族，于是商鞅杀鸡儆猴，“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使老百姓不敢再说话。
商鞅变法，触犯新法者众多，商鞅曾在渭水河畔当众判决处罚囚犯，一场判决结束后，浩浩荡荡的渭水被染成了红色。所以，秦国人都害怕商鞅，害怕新法，因为害怕所以使秦国“大治”，但是害怕的背后却是痛恨，开始是对新法的痛恨，最后慢慢地都转变成了对商鞅的痛恨。
而商鞅，把数百年历史的秦国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所有的人都是这台战争机器的零件，就像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而秦国治下的百姓，就像是后来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每个人都在不自由地活着，呼吸着自己不愿意呼吸的苦涩空气。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了信任，没有了人情味，人人自危，生怕别人犯罪会牵连自己，生怕别人会诬告自己，生怕身边的陌生人是敌国的间谍......
以恐怖统治自己的国民，使国家变成战争机器，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获得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这种强大是不会长久的，因为百姓的愤怒会变成浩浩的洪水，总有堵不住的那天，到那天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了。
更何况，得势之后的商鞅，丝毫不懂得韬光养晦，出入声势浩大，车甲相随，执戟之士趋从，深恐被别人刺杀，这就更让他远离百姓。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秦惠文王上位以后，多年杜门不出的公子虔出来诬指商鞅造反，秦惠文王派人去收捕商鞅，商鞅闻讯则叛逃到死对头魏国，却又被魏国驱逐了出去。商鞅只好再回秦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带兵攻打故郑地，却被秦国大军击溃，商鞅战败被杀。
这下子商鞅的造反之罪算是坐实了，所以，商鞅被带回咸阳闹市，当众五马分尸，商鞅一族也被全部诛杀。这样做，一是为了警告后来者不要学商鞅造反，更是为了给多年受商鞅践踏，多年痛恨商鞅的百姓一个交代，换句话说，这是新君上位的立威和邀买人心。
但是，对于商鞅来说，同样也是自取其祸，罪有应得。
所以，虽然商鞅的变法很成功，商鞅对秦国的功绩每个人都认可，但是，历史对他的评价历来都不高。
他的案，不太容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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