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文上次写到
自理学诞生的那一刻，到他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时，他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终像个恶灵一样跟随着他。
首先，在存天理，去人欲的执行上过于严苛，这一点上程颐登峰造极。他认为人生应该严肃并且要绝对严肃，他曾经给小皇帝赵煦宋哲宗上课，当时是春天，树枝发出清新的芽儿，让人怜爱。赵煦趁程颐不注意折了一根树枝。程颐发现脸色大变，说：春天正是万物复苏之时，你怎么忍心折杀他们，这真是没有天理！这种忽视甚至是扼杀情感的理学实在让人无法喜欢上他。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那些人，因为没有政事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他们希望每个政治家都应该具备他们所说的个人道德素质。程颐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甚至包括个人卫生。司马光就曾攻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连胡子里都是虱子，这样一个连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点关系。可理学家非要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对那样高弹高调个人道德主义的理学家反击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的确没有实现的可能，程颐还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极端严肃，几乎没有笑过，但别的理学家就没有这种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去人欲渐渐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正是因为说给别人听，所以调越高越好，这让人在那些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理学师傅们不能知行合一。
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一套，却做一套。理学宗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让别人用的，理学信奉者只是讲师，不是实践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理学迈进明朝时，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这个变异过程漫长，但却相当顺利。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在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100倍，他把理学之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来，理学一方面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凡是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必须接受由此普及全国。另一方面，理学也由此成了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一种思想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于完美，你只要在他的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本身理学就有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严密完整的体系中，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胆的怀疑着，但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叛逆……
背《大学》并非要全然接受它的思想，要批判地学习，任何学习都理应如此，在传统文化国学大热的今天，更应如是。不曲解，不照搬，不鼓吹，但愿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如此踏实而深入。
（本文非原创，多数为搬书堆砌文字而来，权当笔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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