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也能翻大江——窥探清朝吏胥(54)

作者: 三步一叩首 | 来源:发表于2018-02-08 18:11 被阅读12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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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小吏也能翻大江——窥探清朝吏胥

    嘉庆皇帝的“上谕”言: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

    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

    从中可以窥见到清朝的正式官员的特色:“少说话,多磕头”。

    小吏也能翻大江——窥探清朝吏胥(54)

    咸丰以前的清廷大臣与以前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动精神的。这与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的强化有关,再加上“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许多大臣都是本着的此方针做官,遇事推诿,大官推给小官,小官推给胥吏,胥吏则有无数法令条例作为依靠。

    因为清代法令律条越来越细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说:

    “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

    只要皇帝一句话,马上奉为圭臬,写入条例。

    这根本不是“流水官”能够掌握的,于是就要靠专长此事的吏胥,堂官司员,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现了嘉庆所说的“听命于书吏”的政治怪事。朝廷各部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因此导致清代的吏胥畸形膨胀,单单是某个县域衙门吏胥就达两三千人,此外还有许多编外的白役,朝廷也不可能花大量的钱来供养这些人啊。

    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清代官僚体系中最有特色的一幕。

    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发了大财。与此相对的,是京官之穷,在清代也是尽人皆知的。

    典型的虽然我是正规军,但是我也穷啊!

    这是纵观所有朝代中,清朝最奇葩的一个特色。

    我们来分析分析为何这种小吏也能翻大江。

    清代吏胥群体是一个有着显著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政治性群体,他们供职于各级官府,甚至子弟相承,世守其业,呈现出“权力继承”的失控局面。

    血缘的继承——

    早在说封建两字时,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但是自汉朝实现推恩令之后,再无世袭爵位的继承发展,当官的不能继承,唯独出现了吏胥则能继承。

    于是有外言:“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也支持该言:

    “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吏胥发展到后来凭借血缘和乡党关系,加上在职业活动中建立的私人交谊,吏胥既可相互援手,成就公事,又能结揽把持,害民蠹国。

    而变换角度和立场,则不难发现吏胥通过建立各种纽带关系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在寻求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

    吏胥之职在家族间传继,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已历经若干世纪。除此之外,吏胥之间还通过联姻,密切其群体关系网络。

    因此,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血缘回避制度,凡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官阶低者需回避,以防范官员徇私舞弊,而在吏胥的任用中却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现象。

    虽然把任期缩减到五年之内,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了吏胥重役、长期服役以及子弟承袭的局面。始终是摆脱不了这种局面。

    地缘的关联——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

    《晚清最后十八年》在帝国最大的权臣一章有戏剧的描写:

    “大人,您祖籍何处啊?”

    “四川!”

    “啊!大人,下官也是四川人!”

    这就是

    认同乡

    当然,万一你不幸不是出生在四川,那么直系亲属中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祖上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或者祖上有没有人在四川当过官,这些通通都算。

    还有一种是:

    “大人,您今年贵庚啊?”

    “50!”

    “下官也正好50!“

    ——这就是“

    认同岁

    “。反正也没有查户口的!

    实在不同岁,你也可以问人家老婆是不是和你老婆同岁嘛!

    除此之外还有“

    认同年

    ”——同一年的进士、举人等。

    以上只要能够扯上关系的,你管他是什么方式,就连住过同一个客栈,那都是缘分啊!

    这就是官场上所谓的”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不意味着你们一定是穿同一条裤子,关键是能说那些”有用的废话“。既然官员之间都特别去拉扯关系,可想而知,吏胥之间的连,“裙带关系”有多重要。

    老乡见老乡,两眼冒金光。

    这种情况下,一个官职下面的吏胥全是一个地方的:

    例如清以前,在京师大小衙门中,其吏胥多为浙东绍兴人。在中央各衙门中,尤其是户部多吴越之人。

    绍兴人同乡意识浓厚,绍兴籍吏胥既来自同一地域,就会有同乡间的活动,用以联络感情,相互帮扶。清代辽宁朝阳县的绍兴书吏和幕友,就在其任职的朝阳县捐资修建了绍兴庙,他们“系清初浙绍人随县尹”而来。

    吏胥之业缘关系——

    这个不难理解,业缘是指因从事同一职业而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血缘意识和地缘意识的泛化,吏胥通过职业活动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

    在清代各级衙门中,吏胥人数众多,所办事务类似,有共同的利害存在,而且上下级衙门之间有垂直的行政联系,在频繁的公务往来中容易产生私交。在没有血缘和地缘关联的情况下,这是作为社会人群交往,共同利益维护的最佳措施。

    当他们结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时,各种受财鬻狱的事情就轻易无人敢发,无人能发了。

    因为关系网的复杂化,一人出现问题,那么势必会殃及整片池鱼,上有官官相护,下有小吏杂糅,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岂是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但是,吏胥之间不仅仅是同行伙伴,也是竞争关系,加之吏胥更重利益,故而也存在着彼此相争的一面。

    “胥吏惟利是视,同侪喜相排挤,鲜能敦朋友之谊,不避患难,挺身相救者”,可见其业缘关系的复杂和多样性。

    清代吏胥以血缘、地缘、业缘乃至趣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利益集团。

    鉴于吏胥讲究乡党戚谊,其袭替往往在血亲间进行,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故而朝廷上下有“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的巨大忧虑,各种文献中频繁出现对吏胥群体的激烈批评意见,官府也屡加禁革,却并无成效。

    及时是小小的吏胥,混乱的关系让他们抱团成群,遇到利益一拥而上,遇到灾难相护相援,在这大清的一汪大海中,总是能够掀起波澜,搅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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