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虹是中央台最早的对台广播播音员，是新中国对台广播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她是台盟中央前主席蔡子民的夫人，也是李应章的女儿。提起李应章，稍懂一点台湾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据时代，他领导的“二林蔗农事件”曾经震惊台岛。父亲是李玲虹的骄傲，对她的影响非常大，她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父亲的引导，所以，采访时她说得最多的还是父亲——
李应章医生
到鼓浪屿看父亲
李玲虹还记得五岁时，跟着妈妈姐姐哥哥弟弟一块去厦门看父亲。父亲住在鼓浪屿。“我们家的院里有一口井，井上还加了盖子，平时锁着，因为鼓浪屿缺水，所以家里有个井就像金子一样。后来有人问鼓浪屿上有那么多别墅，哪一栋是你爸爸的？我就说我们家一进门右手边有一口井；还有门前有个山坡，我那时候从山坡上往下跑，跌倒后腿上手上都是伤。”那一次他们在鼓浪屿虽然只呆了50天就回台湾了，但一家人相聚在一起的相依相偎亲切温馨还是深深地刻在了李玲虹的童年记忆里。
日据时期台湾医学院培养的第一代台湾医生，图中手拿长棍的是李应章。
为了蔗农的权益
等到稍大一点，李玲虹从母亲口中才知道父亲住在鼓浪屿不回来是因为日本人要抓他。
“我父亲是学医的，台湾医学院毕业。他思想很进步，上大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成立了弘道会，进行反日活动。毕业前，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参加了蒋渭水的台湾文化协会，担任理事。毕业后遵照我爷爷的意愿，回到二林老家，成了家并开了个诊所行医，那是1921年。”
李应章在彰化县组建了“二林蔗农组合”。1925年，为保护蔗农利益，他发动并组织了蔗农和日警斗争的“二林蔗农事件”。图为李应章（前排左1）、简吉（后排左2）、谢春木（前排右1）等受邀在基隆作巡回演讲。
二林产甘蔗，当地农民都种。但日本人开了个制糖会社，控制甘蔗收购，价格压得很低。李应章看到农民很辛苦，种的甘蔗卖不出合理价钱，而且甘蔗过磅时重量也是厂家说了算。可是农民却不明就里。于是，李应章在二林开办了农民讲习所，夜里组织蔗农开会，告诉他们，制糖会社是日本人控制，他们欺辱我们台湾人，故意压低价格。觉悟了的农民成立了农民组合，开始维护自己的权益，李应章成了二林农民组合的实际负责人。1925年甘蔗收获季，制糖会社又来收甘蔗，农民组合提出甘蔗的收购价格应由蔗农和糖厂共同议定，而且应当蔗农和厂家一起过磅称重。甘蔗熟了，要收割了，蔗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拒绝收割。日本制糖会社带着糖厂工人强行收割，蔗农不允许，就发生了对峙争执，面对持刀凶狠的日本人，农民用割下的甘蔗做武器，跟日本人斗起来。日本警察赶来武力镇压，这样就出事了。李玲虹说：“我父亲那天刚好出诊去了。第二天，日本警察到诊所来找我父亲，说昨天的事你要负责任，结果就把我父亲逮捕了，同时被抓的有90人，这就是震惊全岛的二林蔗农事件。农民组合请来日本律师辩护，这些被捕的人被判刑关押时间长短不一，我父亲被判了8个月。”
二林是个小地方，但因蔗农事件全岛闻名。二林蔗农事件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民反抗日本统治的第一起政治事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从此以后，台湾农民逐渐觉悟，纷纷效法二林农民组合的方式抗争，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留影
鼓浪屿上的神州医院
李玲虹出生在1926年夏天，当时父亲还在狱中。父亲出狱后，一面行医，一面继续参与政治活动，领导农民组合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斗争。但由于行动受限制，演讲等活动不被允许，还多次被日本警察警告，让他不得发表反日言论。1931年，台湾社会运动进入低潮，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人对台湾进步分子的控制日益加剧。“那年春节前夕，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警察告诉我父亲，又要抓你了，赶快走吧！阴历二十九的晚上，我父亲没来得及给我们发压岁钱就离开了。他从基隆坐船到厦门，跟钱庄借了钱，在鼓浪屿开了个诊所行医，取名神州医院，在泉州路54号。”
二林蔗農事件紀念館碑文
李玲虹回忆说：“我父亲在行医期间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党的人，当时解放区有了病号都来找他看病。他曾经给张云逸、刘少文等人看过病，方毅也在神州医院住过三个月。父亲后来入了党。有一年，组织安排他去解放区，由一个交通员带路，但
那个交通员叛变了。得知这个消息后鼓浪屿不能呆了，我父亲又开始逃亡。”
上海伟光医院
李应章到了广州，又到了香港，但找不到组织。后来就跑到上海，改名李伟光，继续行医，医院也改名为伟光医院。为了找组织，他还在报上登过启事，当然启事里不能明讲，但有心人还是能看出来。据说后来真有人登门，说是要找李应章医生。家里值班的大夫说，我们这里有个李大夫，但不叫李应章，他出诊去了。来人说改天再来，但后来就再也没见到这个人。
李应章在上海开设伟光医院，病人愈后赠送的“立起沉疴”匾额
后来的一幕更惊险：日本人不知怎样知道了李应章李伟光是同一个人。有一天半夜，日本宪兵突然来敲门。“我上海妈妈知道情况紧急，赶快叫我父亲起来，把文件撕碎从马桶里冲掉，然后让他从二楼后窗户出去，沿着水管溜下去，我父亲就这样穿着睡衣逃走了。上海妈妈跟闯进来的日本人说，李医生最近很忙，晚上没有回来，而且很大声，让楼上楼下的司机和烧饭的都知道，家里的人也附和着说，总算骗过了日本人。”上海不能待，李应章就去了杭州，等到日本投降才回来。
日本人走了，解放区也来人了，来的是蔡孝乾，就是后来在台湾叛变的那个人。他当时带着解放区的信，李应章从此重新跟地下党恢复了联系。
父亲带我来大陆
日本投降后，台湾不断有人去上海，对李应章说，乡亲们常念叨你，希望你能回家看看。李应章当年和家乡民众的关系非常好，当然也很想念他们。但因为在组织，不能随便行动。后来组织同意并作出安排，批准他回家乡一趟，1946年9月，李应章搭机回到了阔别15年的故乡。
离开台湾16年的李应章（左五）返乡时与乡亲好友合影
在台北松山机场，李玲虹看到父亲穿一身乳白色西服，带着眼镜，像绅士一样从机舱里出来，长官公署的官员前来迎接，不久，严家淦也赶到饭店拜访。“那次我父亲回来时间并不长，除了在台北等地耽搁，在家里只住了三个晚上。他在家乡举行蔗农组合遇难志士和亡故同志追悼会，还到镇上菜市场旁边的“乞丐寮”探望穷朋友。之后马上又要到南部去。我早就跟母亲说过想去上海。母亲就跟他商量，你这次回上海得带一个孩子去，也好减轻家里的负担，父亲同意了。五个孩子带谁好呢？那时候我姐已经出嫁，我哥也成家了，两个弟弟还小，我母亲就说，玉惠比较懂事，能跟上海妈妈好好相处，还是让玉惠跟你去吧。那年我20岁，刚在台南长荣女中高中毕业。父亲同意了，我很高兴。我母亲就嘱咐我，你到了那里要听话，只能有耳朵没有嘴巴，大人说话你不要插嘴，同时也不要乱说。这些话我都记下了。”1946年10月，李玲虹被父亲带到了上海。
李应章当时在上海开医院，因为搞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党组织为他安排了一个助手，在他的医院当护士，并于1940年与李应章建立了一个家庭。李玲虹说：“我的上海妈妈倪振寰，曾经是浦东一所学校的校长，人非常好，很善良，不时托人捎来当时上海流行的皮鞋、连衣裙、夹克、裤子、袜子等给我们兄弟姐妹。她写的字就像刻蜡板一样，特别好看，而且还会英语。上海妈妈和我母亲还相互通信，她管我母亲叫爱姐（我妈妈叫谢爱），我母亲管她叫振寰妹。”
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
李应章
李应章当年公开身份是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开着医院和疗养院，都是作掩护，实际是地下党的联络站、接待站，新四军的人去台湾，台湾的人去解放区，都从这里中转。这里不缺乡音，不缺亲情，更不缺同志之间的革命情谊。李玲虹说：“经常有客人住在我家，来了就一起吃饭，见到生活困难的乡亲还要去帮助接济他们。我父亲经常会说，今天有谁要来，赶快去买一点菜。当时一般的人就住在同乡会，比较重要的就住到疗养院。我爸爸当年在淮海路上的医院因为修高架桥，已经拆掉了；泰安路84号的那个疗养院有一部分还在，我希望能够作为革命教育基地保存下来。那个疗养院住过不少地下党的同志。有一次，我看见父亲跟一个穿长衫的在院子里讲话，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曹荻秋，就是后来的上海市长。”
李玲虹在自家书房接受采访
解放后李应章负责筹组台盟华东总支部，担任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参与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4年10月2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57岁。李玲虹说：“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他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代表参加过1949年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过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他一生中最感光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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