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庄并不大，共百余户人家。自东往西蜿蜒一条泥泞的小路，把村庄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小路最宽处可以跑马，最窄处也可以跑马。
我家被安排在村庄的西南角，一个安静而开阔的地方。那是爷爷和父亲共同选址而达成的共识。屋子向西一射之地便是一条岸高而水浅的小河，与村中小路汇合，水陆并行径直向北。这大概是江南最普通的村庄样式了。
如今，这条小路早已被铺上石子和水泥，变成了马路模样。近年出生的孩子是没有机会踩到这石子和水泥下面的泥土了，就连这水泥路面，似乎也踩得不多。
小一些的孩子，上学和放学都由校车接送，回来以后除了作业便是电脑和手机；大一些的都寄宿在学校，一年难得几次回家，毕业后即赴大城市奉献余生去了。
我的童年，却把外部世界当成了乐园，而家，似乎变成储蓄能量的客栈了。
小时候的我，性格内向而怯弱，一刻也离不开母亲。记得五岁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外出活动，便是倚在路边的石柱上，观察那些嬉皮捣蛋的学生。
父亲一度为我的性格而忧虑，认为我上学后离不开母亲的陪读和接送。然而，他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
第一次上学，母亲把我送到村口后，我示意她回去，在我的执拗下，母亲目送我远去，直到背着书包的小小背影走出了她的视线。
我至今还清晰地还记得，在我几次回头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穿着的确良的身影，和她脚下的小路一样消瘦；她的忧郁的眼神，也和这条小路一样，一直伴随我远去。
等到背着书包回来的时候，一个嬉皮捣蛋的学生站在了母亲的面前。
从此以后，因为我的调皮捣蛋，父亲的追打和母亲的拖拉便常常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视网膜里轮番上演。靠着母亲的掩护，我旋风一般的双脚总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战略物资”及其拥有者转移出父亲的“有效射程”。
每当我跑到路况差、隐蔽多的村中小路上的时候，父亲的“阴谋”旋即宣告失败。我特别欣赏父亲那种既往不咎的豪迈，于是，这样惊心动魄的电影便一再上演。
有一回，在小路拐弯处，由于速度快、时间紧、再加上装备差（凉鞋不跟脚），我来了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耽误了十几秒宝贵的时间，被一度想放弃的父亲捡了个漏。于是，屁股向前，和父亲的大手心作了一次亲密接触。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父亲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极端理论，仅仅维持到我读初中，就从他的思维里下了架。因为在历次斗争中，我们都长大了。
为了有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父母打算把老房子改成楼房，那是我上初二的一个冬天的事情了。
由于没有多余的房子安置衣食器具，我们搬到了村中小路边的一间小屋里，屋子大概八平米，有几处透着风，那是父亲叔叔的一间库房。
因为在村子中间，又紧挨着小路，所以很多人来参观我们的临时处所，我一下有一种从郊区搬到闹市的感觉，很不适应这种人来人往的无聊和喧闹。
那时外公尚未去世，因为做得一手好菜，隔三差五他就过来帮我们做饭，外公住的村庄紧邻我们村，一支烟功夫即到，所以来回很方便。
那年冬天雨雪多，每次看到外公带着一天的美味，从泥泞的小路走来，冷冷的小屋，一下子就会变得其乐融融。
有些日子，雪下得大，温度很低，房子也暂停了施工，我们只能继续在小屋里抵御严寒。
天微亮时，我就能听见自行车在雪地里嘎吱嘎吱滑过的声音。放晴后，路面的雪被路过的行人磨成了厚厚的冰，阳光照耀下，仿佛一条闪闪的玉带。
结冰虽然滑，但总比泥泞强，起码脚上不会沾满大泥。走过这条路的人，不管是本村的或是邻村路过的，最怕的就是下雨，一场大雨过后，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走过这条路，一是赤脚，二是穿高筒雨靴。
小路在进村处，有一段紧挨着一个水塘，路面比水面略高，持续的大雨往往使塘水淹没路面，有些急乱的鱼儿就会误游到路面上来。
路过的行人，踩到大鱼的机会很少，滑倒的概率倒是很大。一屁股滑倒在水里的，往往是我们这帮熊孩子们。这个时候，往往也是夏天。
大人们都绕开水面，从路面高起的石头上趟过。而我们，则乐此不疲地来回在这带水的路面上练习着“凌波微步”。最后的场景是，不管滑倒或是没滑倒的，统统泡到水塘里捞鱼去了。
后来，新修的路基高出水面很多，水塘里面的水也变得浑浊了，少了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它似乎再也没有兴趣溢出来了。
电瓶车和汽车越来越多，人与路的接触也越来越少，每天都是往来匆匆，各行其道。于是，路面的情绪也变成了夏天的狂热和冬天的酷冷。
年关将近，这条路曾是归乡人的必经之路。新修的路面整洁而干净，让我能以最短的时间回到家里，平复“近乡情更怯”的心情。
再后来，由于路面太窄，节假日往来的汽车难以交汇，于是，在村子的南面的田野里新修了一条两车道的马路，村中的这条小路就这样渐渐被人冷落了。
但它依然干净而整洁地依偎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和我们的村庄一起，细数着流年，慢慢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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