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盘古的学者，如吕思勉、饶宗颐、何新等，认为盘古的神话起源于印度的梵天，随着印度佛教的东传，在中国的南方的地区渐渐地传为盘古。（笔者本人不持这种观点）
“印度说”是当前盘古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这些学者在论证的时候多会引用一本书，叫作《瀛涯胜览》。
此书记载了海外二十多个国家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其中在记述锡兰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的时候，写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锡兰王城的旁边有一座大山，高耸入云，在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入石两尺深，长八尺，据说这就是传说中人祖阿聃的脚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盘古。
在《瀛涯胜览》一书中，锡兰国是作为重要的佛教国家而出现的，所以，这里的记载可以说明，在明朝的早期就已经存在盘古即阿聃的说法。那么，这位阿聃是何许人也？
据书中的文意来看，阿聃是锡兰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据冯承钧先生的校注说，阿聃即是Adam一词的音译，而英文版《圣经》中的亚当正是被翻译为Adam。
从三者的人设来看，同样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又同样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阿聃、亚当、盘古似乎可以画上等号了，这似乎可以为“盘古印度说”的学者提供证据。
但仔细追究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锡兰的阿聃和《圣经》中的亚当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反倒应该说盘古是来自于基督世界的亚当，而不是来自印度佛教中的梵天。
而且，阿聃即盘古是不是《瀛涯胜览》中的一面之词，我们很难说清楚。就算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关联，谁先谁后的问题也是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先从《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说起。
马欢，浙江绍兴人，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主要活跃于明朝的永乐到宣德年间。他一生最主要的成就，是曾经三次追随郑和的船队下西洋，在船队中担任通事和教谕，负责旅途中的翻译和文化宣传工作。
在那个时代，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文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马欢之所以如此博学是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回族人，是一位典型的穆斯林学者。
他所接受的文化和教育，很多都是来自穆斯林世界，其中就包括“阿聃即盘古”这一说法。古代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的著作也有不少，但是在考证汉族历史传说时，现在学者很少会去引用，因为在这些著作中很多说法是与汉族文献中相悖的。
马欢的《瀛涯胜览》一书，之所以会受到学界的重视，是因为他虽然是回教徒，但是他出仕于汉民族建立的大明王朝，而且曾经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本书记录的也是他下西洋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对于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学者而言，本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所以历来都很受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在研究盘古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马欢毕竟是一个穆斯林学者，他很容易把一些穆斯林文化窜入进来。
其实，关于锡兰国的巨人脚印，在更早的《马克波罗行记》之中也有记载，还有一个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的旅行记中也提到过，但他们都没有把它和盘古联系起来。
鄂多立克是一位基督徒，他说锡兰王宫旁大山上的平台，是传说中亚当的诺亚方舟所在的地方。由此可见，马欢所提到的阿聃其实就是亚当，但是亚当变成盘古则是后来的事情。
从文献资料来看，把亚当和盘古相提并论，马欢是第一人，更早地记载我们就找不到了。这虽然不能说明这个说法是他提出来的，但是这可以说明，这个说法的产生离他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
明朝嘉靖年间，米荣《重建清真寺记》中有一段话：“清真寺之建，盖以崇天方国之教也。天 方肇自盘古，衍于西域”。明末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的《希真正答》说，人类的起源是从天方国开始的，大概是在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之时，有一支动迁到了现在的中国地区定居了下来。
这很明显是伊斯兰教义的中国化，据王岱舆所说，这个说法是来自《天房国记》。
而康熙年间穆斯林学者刘智译著的《天方至圣实录》说，圣人努海之时，天降洪水，淹没一切，努海事先造好了船只，有信道的七十多人跟随他登上了船。三个月后洪水消退，人类几乎已经灭绝，努海命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统治世界。
长子三穆，守卫中土，也就是今天的天方国；次子哈穆，统治西方，也就是今天的欧洲；三子雅伏西，统治东方，也就是今天的“赤泥”——西方对中国称呼的音译。
天方国也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地区，有一本阿拉伯故事集名字叫作《一千零一夜》，又被译作《天方夜谭》。其实最早的称呼应该叫“天房国”，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麦加，有一座始建于公元前18世纪的方形庙宇，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朝圣之地——麦加克尔白圣殿——马欢曾经到这里朝圣。
中国的穆斯林称之为“天房”，称阿拉伯地区为“天房国”，后来在文字的讹传中就变成了“天方国”，想来可能是为了符合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
刘智所说可能是比较贴近伊斯兰教义的，其中和中国历史传说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后来的很多著作中，统治东方的雅伏西就变成了伏羲。
所以，中西文化传说在中国穆斯林学者的笔下结合成了一个世界，盘古成了天房国内的第一个大圣人阿丹，统治东方的雅伏西变成了中国的人皇伏羲。这与清末时广州人梁发写的《劝世良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在中国宣传基督教义，梁发在《圣经》的解读中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
咸丰年间，湖南穆斯林学者蓝煦，在为他所著的《天方尔雅》作序时写道：
“稽天开之初，地见其首，是昆仑山；继见天房，号克尔白；天房内首出大圣人，道号阿丹。 是真经见龙在田，即乾道资始。继而龙飞在天，奉主命为天皇 ……其长子道号施师，素行天道， 德大配天，奉主命为地皇……八世努海圣人，奉主命为人皇，承继道统……人皇命长子三穆率臣工治中土，立为天方皇王，依旧都建满克。人皇命中子哈穆率臣工治西土，顺河源西下，建都密速尔，立为密速皇帝。人皇命少子雅伏思率臣工治东土，顺河源东下，建都赤尼陈，立为伏羲皇帝。”
这种结论，是长时间以来穆斯林学者以伊斯兰教义结合中国文化的结果，从明朝开始的穆斯林著作来看，明显的可以看出其流变完善的痕迹。
从《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他所说的“阿聃即盘古”，就可以看出这种结合的发端。所以，以他的说法来解释盘古“印度说”或者“西来说”都是靠不住的，这是两个不同频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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