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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这都是当时的大名人。有趣的是,他们都曾经是一种伪科学的忠实粉丝。这种伪科学就是十九世纪前后在欧美盛极一时的摸骨看相——颅相学。
颅相学的创立者高尔,是一位维也纳的医生。在学生时代,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一些没有他聪明的学生总能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后来他突然想到,这些同学的头都很大,眼睛都往外鼓。高尔认为这意味着眼睛后面的大脑区域是掌管记忆力的,而记忆力很好的人这个区域就非常发达,于是就把眼睛挤得鼓了出来。由此他进一步想,或许每一种较高级的能量都取决于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或者“器官”。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高尔开始到处寻找“证据”。说来也怪,当他开始寻找证据的时候,他发现到处都是“证据”。当时,高尔和一位名叫斯伯茨海姆的年轻医生一起检查了好几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的头。高尔用来进行分析的装置十分简单,就是一顶纸帽,纸帽里 有不少小针,把它戴在头上时,颅骨表面的突起就会使这一部分的小针刺破纸帽。
最终,高尔和斯伯茨海姆认定了好色区、仁慈区、好斗区、威严区等等。高尔画了一张有27个区域的颅骨图,每个区域都代表一个“器官”或者皮质层,某种特别的功能就位于这些地方。那些某种特征很突出的人,相应部位的颅骨就会凸出。1819年高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颅相学著作。
在当时,颅相学极大地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因为无论何人,最希望却又最不易了解的就是人的大脑。而颅相学则提供了一种十分“科学”和简便的方法,再加上高尔和他的弟子的起劲儿宣传,这种“科学理论”在欧美迅速家喻户晓。
1832年,斯伯茨海姆应邀赴美国访问,他四处发表演说,兜售颅相学的“科学理论”。所到之处,受到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的顶礼膜拜,人们迫切希望从颅相学中获得实用知识。很快,在纽约市,颅相学“诊所”在百老汇一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各路“颅相学大师”闪亮登场,在美国各地巡回“摸诊”。“大师”们通过摸脑袋来判断出人的心理和智力特征,进而给出“权威意见”。
比如,有一个学生颅骨上的“破坏区”比较发达,“大师”就建议他去当外科医生;后脑是集中了慈爱、友情的区域,有位女士后脑部位相当发达,“大师”就认为她是一位善于交际、注重感情的人,而事实上也差不多。颅相学在当时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关颅相学的小册子、书籍满天飞。当然,“颅相学大师”们个个眉开眼笑,赚了个盆满钵满。
人们很快就把颅相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在欧美的学校、警局、监狱和医院里,到处都能见到颅相学家忙碌的身影。颅相学在教育领域影响非常大,很多人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能长成理想人物,就按颅相学的阐述,用木板和布带把婴儿头部捆扎成相应的形状。颅相学家认为有些人犯罪正是因为大脑掌握暴力的部位过于发达,于是一些司法人员就用特制的工具来按压这些凸出的部位以消除其暴力倾向。
一些名人正是在这时“中枪”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按照颅相学的理论,他应当是一切官能良好。对此,他颇为自豪,就把一张他头部颅骨的图表出版了5次。他的名作——《草叶集》中充满了颅相学的术语。评论家们多年来对于惠特曼的一些手稿中反复出现的“16”和“164”一直迷惑不解,后来才发现原来16和164竟然是一本当时流行的颅相学著作中的两节!
在颅相学泛滥的时候,一些严肃的科学家开始发表不同意见。给颅相学致命一击的是法国生理学家弗楼伦和解剖学家勃洛卡。弗楼伦对高尔粗制滥造的方法非常愤慨,决定以实验方法来进行驳斥。比如,他切除了一条小狗的“好色器官”后,狗失去的是有顺序的移动能力,比如它本想向右转的时候却转向了左边,而这与好色与否根本没有关系。勃洛卡则于1861年在法国碰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个人六天后不幸去世,使勃洛卡有机会研究他的脑。结果勃洛卡发现,他的大脑受损区域与颅相学的说法完全不同。
也许是颅相学家们知道自己是在玩虚的,所以当严肃的科学家发声以后,他们集体沉默了,而且沉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人们惊讶地发现,大量的颅相学的学术团体似乎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此后,颅相学这门伪科学,除了偶尔有游方算命的人还谈论它,几乎已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过,这门伪科学倒也有其功劳,正是它的胡编乱造促使严肃的科学家开始实验,以便对人脑的功能分区做深入研究,这大大促进了人类对自己大脑的认知。颅相学的祖师爷高尔如果泉下有知,对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又会做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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