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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草堂翠柳黄鹂在,诗史如烟去未空

烟| 草堂翠柳黄鹂在,诗史如烟去未空

作者: 云行笔记 | 来源:发表于2022-12-09 16:00 被阅读0次

    本文参与永冬泩双月征文第五期【烟】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带一个小孩子去成都,杜甫草堂定是不容错过的,因为启蒙当代小学生学好古诗的那两只黄鹂,就叽叽喳喳地落在草堂前的翠柳上。

    也不知是原来的成都城太小了,还是这个城市的核心偏移了,总之,当年老杜在浣花溪畔建的那座草堂,如今已在锦官城的二环以内,离着热闹的宽窄巷子,直线距离出不了三公里。放在现在,那妥妥地是“坐拥城市繁华,宜居水岸丽景”的高端生活社区地段,然而当年在这里,诗圣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呼号。

    不得不说,面对历史这个城市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它如今的千万间广厦,已经将那位大诗人的寒舍围成了一个孤岛。或许这城市如今的样子,就是杜甫在饥寒交迫中,坐守在这里所憧憬出的未来模样吧。

    如今那个孤岛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那个为文物的茅草屋,是不可能从唐代流传下来的,但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仍是在不予余力地在保护着它。你说我们在保护着什么呢?真的仅是一个文物吗?或许还有这个国家如烟尘般浓重而又易逝的一段记忆吧。

    总之这样的疑惑一直在追问着我,我也是带着这样的迷思,与同同一道走进到了那座城市孤岛之中。只是在踏入之前,还是要和那个才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一道复习一下。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草堂景区正门虽不似草堂般简陋,但也没有许多景区那样的豪华铺张,仅是白墙黑瓦的普通川西民居模样。门头的匾额“杜甫草堂”,其中草堂二字是康熙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留下的墨宝。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果亲王护送达**喇**嘛入藏时,曾路过成都,拜谒草堂,留下“少陵草堂”手迹。如今园中的少陵碑亭里,当年的立碑仍在,先人缅怀诗圣的忧思犹存。

    入园第一个建筑,是一个通透敞厅——大廨,当中两柱悬有一副楹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这是清人撰写的,其中称颂的先生自然是诗圣杜甫。大堂正中,由一个黑色大理石面的敦厚基座,托起一个清瘦人物的跪坐铜像,那个人物自然也是杜甫,基座上用金字书写了先生的生卒年代,公元712-770年。

    好吧,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杜甫吧,我们印象中的唐诗意境里,李杜似乎总要成对地出现的。但在我们想象中的李白多是青春狂放,杜甫多是老气横秋,其实杜甫比李白还小十一岁。我们总认为李白是年少成才的神童,杜甫是将铁杵磨成针的刻苦学习的好学生。其实铁杵磨成针本就是李白参与的典故,而杜甫在他的《壮游》中曾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这神童的水准,那是绝对不输“鹅、鹅、鹅”的骆宾王的。

    你是不是感觉杜诗读得苦,便认为杜甫也出身贫寒呢。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但他的姓氏却是源自于关中地区的豪门士族京兆杜氏。京兆杜氏隋唐期间能人辈出,曾出过九个宰相,“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杜如晦,《通典》的编纂者杜佑,晚唐大诗人杜牧,都是这个家族可圈可点的人物,当然诗圣杜甫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杜甫爷爷杜审言,也是初唐的文字大家,是当时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曾不客气地放出狂言“诗是吾家事”,对这位亲爷爷,他的评价更是绝不脸红的“吾祖诗冠古”。所以杜甫打小没做过苦孩子,相反他是在浓厚的文学氛围和优渥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正因如此,二十岁成年以后,杜甫并没有忙着找工作,而是在父亲的资助下开始了走遍齐越纵横燕赵的壮游。这期间,杜甫曾去洛阳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不过他名落孙山,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他旅行的热情,转头便登临了泰山,那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便由此喷薄而出,那一年,他才只有二十四岁。

    也正是在这样的青春年岁里,才情横溢的杜甫写出了“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胡马,写出了“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画鹰。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三十二岁的杜甫,与大他十一岁的李白相遇,他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自己或许不曾理解,他们的相遇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意义。但做为小迷弟的杜甫,却是对那时已成为大诗人的李白崇拜至极,他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而对他们在一起欢度的时光,杜甫说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李杜的相遇,可以说是开元盛世的高光时刻,甚至可以说是盛唐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他们一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同为唐代诗坛巨擘,同为后世文坛的巅峰,他们的相遇或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上一次这样文化巨人的相遇,或许就要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老子和孔子了。

    而李杜的相遇,或也是杜甫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了,这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而他的快乐,也将随着他青年时代的结束,中年时代的开启,即将走到了尽头。

    如果以正门为中轴的话,杜甫草堂的中轴主线上的三个建筑便是大廨、诗史堂和工部祠。那座茅屋故居,不在这条中轴线上。或许这个公园的设计者在设计时,就在向走到这里的游客们发问,你们自然是知道诗圣杜甫的,但你们了解他吗?你们如果不了解这位诗人,你们又能在那座茅屋里找到什么呢?

    我就问过同同,知道杜甫吗?那个小孩拍着胸脯骄傲地说“知道”,但你又知道他些什么呢?面对我的问题,那个小孩迷茫了。其实这个问题何止是在问他,那也是在问我自己呀。我们知道的杜甫,不过是一首首唐诗下面的一个名字而已,上小学的我,上中学的我,真的走进过那些诗文里吗?

    大廨之后是诗史堂,这是草堂博物馆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里边陈列着清代以来,太多的墨客骚人在此凭吊时留下的太多的诗词咏叹。这些凭吊尽管已是汗牛充栋了,但它们也不过是我们对诗圣滔滔咏叹中的沧海一粟。

    我和同同说,这满廊满室的赞美,都源自那门额上的“诗史”二字。同同问我什么是诗史,这何尝不是我在写高中语文试卷时,曾有的疑问呢?

    高中语文老师讲杜甫,都会冠以两个称号,一个是诗圣,这自然说的是杜甫在中国诗坛所具有的教主地位,其实那时懵懂的我们也多是难能读出杜诗的好的。而“诗史”是什么,我们语文老师的解释往往就更是含混了,“你们记住三吏、三别,就成了”。

    我高中时,在西单的中国书店买过一本黑龙江出版社的《杜甫诗选》,其实那时也没怎么看进去,不过是用来找寻杜诗名句。一晃那书也在书柜里躺了十好几年,直到一年夏天,闲得无聊,再次将它拿起。

    如今统计出存世杜诗有一千四百余首,这本书不可能完成所有杜诗的展现,它仅收录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八十余首。然而它不一般的地方在于,每首诗的创作年份都有考证,那本诗集就按着杜甫一生的时间线,一首一首地将它们推出。

    我在那个下午,基本上是一口气,就把所选杜诗全部读完了,在那本诗册合上时,我突然间听到了一口一口强劲的喘息声,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沉重喘息,那也是一个时代的沉重喘息。

    说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这有些像是留于肤浅的苍白评价,但那些诗确是现实的。那时我就在想,杜甫与李白的区别是什么?李白的浪漫只代表他个人,李白可以生存于任何时代,也可以超脱于任何时代,李白是飞在天上的。但杜甫不同,杜甫的诗是落在大地上的,是被踩进泥土里的,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

    杜甫又那样的勤奋,他留下的诗作浩如烟海。尽管那一首首诗都很渺小,但他如汪洋一样的诗作,却完全能够给我们再现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就如《清明上河图》再现出了北宋东京的繁华一样,就如《金瓶梅》再现出了明代城市生活的市井风貌一样,我想这才是杜诗的史学价值所在。因为那些诗让我们看到了,身处唐代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是官修的史书所未必能展现出来的,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一个底层人们生活的图景。

    而我们又那么想了解,杜甫所处的那个年代,因为正是在那个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将大唐的盛世美景拦腰斩断,甚至可以说它将我国古代史的第二王朝兴盛期,也拦腰斩断了,其后直到洪武北伐的六百多年时间里,我们的历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昌盛的强大的统一的王朝。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杜甫生活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年代里,依旧笔耕不辍,他用他精彩朴实的诗篇,他用他浩如烟海的诗篇,记录下了那个苦难的年代,这才是“诗史”的气魄。

    我们前边也说过,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快乐中度过的,诗人在那个时期的生活里,只有诗与远方,没有生活的苟且。然而随着那个青年时代的结束,杜甫的人生苦难也开始了。首先父亲过世,家境每况愈下。其次参加玄宗的选贤考试,却因权相李林甫导演出的“野无遗贤”的闹剧而落榜。这次落榜,杜甫再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的勇气和财力,他不得不留在长安,寄食权贵门下,过上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窘困生活,而那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八年时间。

    正是困居长安的生活,让杜甫的诗从理想主义的高空,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大地,他这时才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眼前的苟且”,他多有无奈地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耽身”。尽管身在窘境,但现实也擦亮了他的双眼,看清社会腐朽的现实,他在《兵车行》中批评穷兵黩武“武皇开边意为已”,他在《丽人行》中批评权贵荒淫“杨花雪落复白蘋”。他在与高适等诸公登大雁塔时,发出了“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的惊呼,一般都认为,这是诗人在开元盛世的歌舞升平中,看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季,杜甫讨得一个看军械仓库的胄曹参军的小官。上任前,他回了趟奉先县探望妻儿,他将一路所见,写在了他的杜诗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就在这首长诗里,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也是在这首诗作的结尾处,他也写下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个人苦难。

    个人的失意、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危难,在那一刻聚集在了一起,而杜甫的创作,也在那一刻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一个人的苦难和这个社会的苦难同流了,杜诗之前很少有杰出的诗人具有这样关注社会苦难的眼界,杜诗之后再也无人能超越这样融入社会滚滚洪流的眼界。

    也是在那一历史性时刻,安史之乱的叛军,已经踏上了祸乱的征程。

    草堂中轴三建筑的第三座是杜工部祠,那里自然是纪念诗圣的地方。当中的石像,是明万历年间石刻的半身杜甫像。清人似乎是嫌诗圣太寂寞了,便又请来了宋代的黄庭坚和陆游来陪祀杜甫,因而这里又称为三贤堂。

    我和同同在那个祠堂里,向大名鼎鼎的先贤鞠躬,也希望能沾上点先贤的才气。

    不过这样祭拜过后,尤觉得有些滑稽,杜甫是神吗?李白可以成仙,王维可以成佛,但杜甫是人,是成为圣的人。这个人,尽管因为他的苦而被我们拒之千里,但他就站在我们身边,不曾离去。

    身逢盛世,太平安康,那其实是我们的幸运,如果真的流落在乱世之中,我们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北征》、三吏、三别,杜甫的诗你可以一篇一篇地拿过来看,他写下了他在那个黑暗时代所看到的。叛军攻陷长安搜抓显贵,他看到了“身上无有完肌肤”、“不敢长语临交衢”的王孙;惊闻陈陶兵败,他写下了“野旷天清无战声四方义军同日死”的悲恸;再或在一个月夜里,一个人于离乱中思念家人,他发出了“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的感慨。

    当然最脍炙人口的,还是他被叛军俘虏,抓至长安写下的那首。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如果我们不幸,真的掉入到那样的时代里,或许这就是我们该具有的生活。

    我在想如今的WKL,那里的人民如今的生活是怎样的?在那样的生活里,会不会也有一杆笔将那样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写下来,留给未来呢?我想如果真有人将它写下,那一定是诗史级的巨著,就像《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就像诗圣留下的诗史。

    出工部祠,过少陵碑亭,就到那座茅屋了。同同猴子一般,出溜一下窜了进去,等我还未走到近前,他已经走了出来,失望地说,“啥也没有”。我问他,那你想要看到什么?他摇晃着小脑袋,说“我也不知道”。

    说老实话,我见到那座茅屋时,也是有些失望的。或许是环境太好了,那茅屋的窗前是静谧的小湖,屋后是茂密的竹林,如果说诸葛亮在这里“躬耕陇亩”,或者说是陶渊明在此有“草屋八九间”,那我是信的,但他们都是大贤隐士。

    我觉得那些隐士的茅屋,总有些行为艺术的感觉。而杜甫的茅屋不是艺术,它装下了他窘迫的生活。他就在这间茅屋里写下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当然即便生活已如此不堪,但他依旧会奋笔疾书。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小时候,每读起这些诗句时,都不觉发问,这位杜先生到底在想什么?他这是在沽名钓誉吗?他这是在凡尔赛吗?而当我看完那本《杜甫诗选》时,我不禁惭愧自己曾经的所想,这个世间确实是有那么一种人,自己都还没饭吃,却在担心别人吃饱了没,自己都没好房子住,却在担心别人的屋子漏没漏雨。

    这是一种爱,一种大爱。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在士大夫即便困顿的生活里,也闪现出它的光芒。

    就像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杜甫,就是这样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其实与安史之乱中生活的窘困和亲人的离散相比,杜甫在四川的六年时光里,还是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他在后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等朋友的帮助下,盖起这座茅草屋。他就是在这“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的草堂之中,又写出了“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的青春诗作中常有的奔放。

    也是在成都的这座草堂里,他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先生,他写下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初唐四杰。有客来时,他写下了“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江畔独步时,他写下了“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也是在这座草堂里,他写下了窗前的景致,有黄鹂翠柳,有白鹭一行,有西岭雪山,有泊岸客船。这些我们似也在翠色如滴的浣花溪畔,在“床头屋漏无干处”的陋舍堂前,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中国诗坛的后一千年,或许都要感谢成都的一场春雨,因为它召唤出了一个潦倒诗人的欢喜。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成都,和其后去的夔州,是杜诗创作的高峰时期。这时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也已接近尾声,这位漂泊一世的老人还在幻想着“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虽然他“即从巴峡穿巫峡”地离开了四川,但他并没有“便下襄阳向洛阳”地回到故乡。相反,三年以后,他客死在异乡的一艘小舟之上,享年五十九岁。

    在杜甫离开成都后,这座草堂就已经倾毁,这其实也不难想象,终归不过是个茅草屋。后来这片地被唐大历年间的四川节度使崔宁的小妾,占据为私宅。

    这位小妾也不一般,在崔宁回朝述职时,她率领军民勇敌叛乱,守住了成都,最后被朝廷加封为冀国夫人,如今浣花溪畔还有座浣花祠,祭祀便是她。

    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杜甫离开草堂故居的一百三十余年后,大唐末世的诗人韦庄入蜀,协助前蜀君主王建治理蜀国。

    韦庄在浣花溪畔,寻着杜甫草堂旧址,又建了一座草堂,做为自己在成都的新居。他在这里写下了“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韦庄在怀念着谁?是杜甫吗?韦庄将自己的诗集起名为《浣花集》,这是在向“诗圣”致敬吗?韦庄自然知道,杜甫虽身份低微但却忧国忧民,“诗史”便是他留给那个国家的如长河般的诗作。

    而如今,那个被安史之乱折断的大唐,已经剩下不了几年的气数了。不过即便那个朝代熄灭了,但大唐上空璀璨的群星犹在。而这其中,最耀眼的光芒,自然是那位“诗圣”留下的“诗史”。

    浣花祠外有红墙夹出的花径,通往大雅堂。在大雅堂前,我们又见到了一尊清瘦的杜甫像。我和同同说,我们就在这里在给这位先生鞠个躬。

    我们在草堂遇见了杜甫,也遇见了那段如烟的历史。历史的记忆珍贵也脆弱,就如那一缕烟,当你嗅到它的芳踪时,或也正是它将消散之际,只是它真的能散尽吗?

    只要它来过了,就有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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