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三国时期的英才，有一句话：“伏龙凤雏幼麟冢虎”。卧龙（伏龙）我们知道就是南阳诸葛亮，后来辅佐刘备、刘禅父子成了千古贤相的代表；凤雏当然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作为刘备的副军师在取西川时遭伏中箭身亡。这两人名头较响，荆州高士水镜先生司马徽曾说过：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
至于曹魏的萧墙之内伏冢虎，就是指善于隐伏的司马懿。冢为坟，“冢虎”指荒野、远离人烟的老虎，不为害，所以“冢”有隐藏、隐蔽低调的意思；但他其实是一只白额吊睛大虎，为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有雄豪志”、“狼顾之相”，说白了就是笑面虎、老狐狸！先是蛰伏扮作一头忠厚老实的猪，时机成熟后抄了曹魏的后路扮猪吃虎，将曹氏天下易帜到司马氏。幼麟一般认为指姜维姜伯约（也有人认为是周瑜）。
总的看来蜀汉得到三国四大奇才里面的三个，可最后还是在公元263年首先灭亡，岂不让人唏嘘不已。其实蜀国早亡是因为其天时、地利与人和都不占优，有其必然性。换句话说，蜀汉在魏蜀吴三国里综合国力一度最弱，后来更衰，灭亡是早晚的事情。不要说四得其三，就是这四大奇才都凑齐了，也改变不了早亡的宿命。
当初天下三分，蜀国就最弱。早期刘备高举“兴复汉室、攘除奸凶”的旗帜，在道统和人心上占有很大优势。东西两汉400余年，刘氏正统地位深入人心，可以说汉献帝还是一面很重要的旗帜。当时刘备凭着自己汉室宗亲的皇叔身份和“安汉兴刘”的口号起兵，先后顺利地取得了同宗刘表的荆州和刘璋的益州，一路顺风顺水。但是曹丕于公元220年篡汉建立曹魏政权，刘备在夷陵之战后于公元223年在白帝城去世，道统和人心到了蜀汉后期大为减弱，人心已不再思汉，蜀汉政权建国之初的这个优势早已一去不复返。
后来因荆州守将关羽刚愎自用，失地人亡，丢了荆州；刘备不听诸葛亮、赵云等苦劝，导致夷陵之战的残败，连带让张飞、黄忠等虎将丧命，更重要的是造成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伟大战略的泡沫化。蜀汉政权由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诸葛亮和姜维等人后来苦苦支撑，依然无法扭转战略上的势衰。
想当初孙刘联盟的蜜月期，蜀汉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取荆州、下两川、夺汉中，都一蹴而就。夷陵之战虽然是东吴取得了胜利，但实质上是吴蜀两败俱伤的一场战争，造成了蜀弱吴孤的局势，曹魏确立了相对吴蜀的绝对优势局面，可以说蜀汉天时尽失。
从地利上看，蜀汉疆域106万平方公里，但云贵川山地很多，耕地主要是成都平原， 全国人数约有28万户，人口400万人，兵士人数约10万；曹魏占据中原、华北地区，疆域397万平方公里，人数约有103万户，人口1300万，兵士约50万，耕地面积大得多。吴国人数约有52万户，兵士约23万。
在整体态势上，吴有三江之险；魏国有广袤的腹地，相对而言蜀汉无论是人口、兵源、粮草军器方面都是捉襟见肘。再加之吴国基本以守成为主，本来最弱的蜀国，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是基于以小战大，以弱攻强，这种长途跋涉的“以攻为守”战略，大大地消耗了蜀国的综合国力，造成蜀汉国库空虚、兵疲民困的局面，就是因为其在地利方面也是毫无优势。
西蜀占据的益州虽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州，但是云贵川大量的山地和未开化的民族政权，构成了蜀汉薄弱的人口地理基础。特别是蜀国失去荆州后就剩下一个益州（汉中的人口在曹操撤退时大量的迁走），而东吴占有东南的扬州、荆州和交州三个州，而曹魏拥有北方的九个州，所以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最为弱小的。
当时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发源都在北方中原地区，而益州却是相对落后。在永嘉之乱、东晋建立之前，北方经济发展秒杀南方，北方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粮有粮。所以蜀汉政权的经济地理基础不要说都远远的不如占据经营中原地区多年的曹魏，就是跟东吴相比也差一大截。
我们再看看最重要的人和因素。曹魏在曹丕篡汉即位后采纳了陈群创导的“九品中正制”，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他老爹曹操重用寒族、打压清议派、豪门的用人制度，“九品中正制”一推出，豪门高族犹如鸡血充体，人人戮力同心，与曹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天下非一家之天下，士大夫共享也！
反观吴蜀，东吴高门士族虽受吴大帝孙权压制，但基本上能大体和谐共处。西蜀就不同了，一直存在着荆州派和益州本土派的减税矛盾。蜀汉本来由于偏于西垂闭塞地区，人才到后期凋零严重，因人才极度匮乏而出现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尴尬局面。
而曹魏所在的中原地区地大物博，人才是一茬接一茬地涌现，所以无论是在人才的质量还是数量上，曹魏都远远的超过了蜀汉。另外诸葛亮用人德重于才，蜀汉传统上重视原来班底的人才，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培养益州土著人才，这些都造成后期人才的缺乏，并且造成了蜀汉内部派系的矛盾。
比如益州本土派的舆论领袖、人称“蜀中孔子”的谯周在后期动辄大放厥词，说天象“蜀汉有灭亡”之兆，敌人还没来就举张投降就是明显的例子。当邓艾的大军攻打到成都城下时，蜀汉政权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蜀汉政权内部投降论调盛行，没有一股益州本土势力愿意为蜀汉拼死一战。
蜀汉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加强了内耗和离心力，益州土著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历史矛盾一直很深。蜀汉后期，由于外来势力集团人才的逐步凋零，益州土著势力开始上升和强大起来，这样，矛盾就更加剧了！正好曹魏方兴未艾的“九品中正制”的吸引，这些本土派还包括一部分东州派的蜀国豪门“身在汉营心在曹”，稍有风吹草动，就不趋之若鹜，蛊惑投降。
还有蜀汉朝堂之内也是矛盾纷繁芜杂。蜀汉后期后主刘禅耽于享乐，腐败昏聩，致死阉宦横行，尤其是在蒋琬和费祎先后去世之后，姜维又长期带兵在外主持北伐事宜，朝廷中已经没有有威望的大臣主政了，最后形成黄皓窃权的局面。主政的诸葛瞻、董厥与姜维之间，姜维与黄皓之间，以及诸葛瞻与黄皓之间都是矛盾重重。诸葛瞻战死前的悲鸣“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何面而反？”就揭示了这种状况。
蜀汉天时、地利、人和、丧失殆尽，又基于“以攻为守”的错误国策，长期穷兵黩武，国力消耗几尽，加之在战前的军事上和战略上也准备不足。而曹魏长期战略一直的是先吴后蜀，所以蜀汉君臣对于曹魏的入侵缺乏应对方案。另外，姜维由于避祸而远走沓中屯田，没有坚持魏延和王平一直行之有效的固守汉中方案，曹魏的邓艾和钟会出其不意地攻占蜀汉战略要地后，姜维即使做了一些应急补救和调整，由于蜀汉政治上的腐败而反应迟缓，所以汉中重地很快就失守。
最后，“盟友”吴国出于战略短视，当魏国军队大兵压境之时，东吴数量有限的救兵，观望逡巡。他们不是全力救应，而是更多的想火中取栗，乘乱攫取蜀汉的领土。终于，蜀汉局面不可收拾，在三国中第一个迅速亡国。
由此看来，蜀汉政权无论从人口、资源、军力、人才、后备等方面，综合实力都远远的不如占据经营中原地区多年的曹魏。四大奇才中的三个也好、四个也好，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蜀汉已经呈现出这么多必亡因素，而曹魏经过长期准备积累，形势比人强，凭几个人就算再能干也不可能扭转大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势者生，逆势者亡！曹魏灭蜀平川，水到渠成。天绝炎汉，蜀汉率先灭亡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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