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便是为了点亮那盏熄灭的灯

《单向街》杂志曾经的主编郭玉洁在《一席》有一个分享，她在分享中说要“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因为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过。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曲折，这么多苦难，这么多挣扎，但是这些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也很少被倾听。”

郭玉洁有一个朋友，用了一个很温暖的比喻来形容她的写作。他说好像就是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的灯光，别人都没有注意到，但是你会注意到有几盏灯在这个晚上熄灭了。你用你的写作又点亮了几盏，放在一个想象中的城市里面。这就是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他尽管去世了，但他留下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两段描述打动了我，因为我觉得郭玉洁的写作初衷与我类似。是当我把这段文字分享到朋友圈时，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跟我说，她觉得这段文字就像在描述我，因为我的文字陪伴了她整整三年时，我突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

我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写作，并且坚持到现在。我并非中文系或者文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训练，却偏偏从大学便开始坚持写作近十年。我常常说不清楚写作的目的，有时候是为了情感宣泄，有时候又是因为有些东西不便对人讲，更多的时候是听到别人的故事之后感动，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我的父亲没有太多文化，我记得小时候每当夜晚降临，我们一家都很早就上床睡觉。在很多个冬天的夜晚，都是父亲用他珍藏了一辈子的几个故事伴我入眠。我总是听不厌，缠着他讲故事，于是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跟我诉说那几个故事，一直到我开始上学，从书本上接触到新鲜的故事。

那些故事的轮廓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我依然怀疑有些故事里藏着父亲的杜撰，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不能说是这些故事打开了我写作的大门，但它们的确激发了我年幼时对故事和新鲜知识的渴望。

如果说有某个时刻，我真正明确了自己写作的目的，那大概是我在唐山的时候。那是我行程中的一站，抵达唐山的第二天，便是唐山大地震38周年祭。我一个人来到地震遗址公园，看到无数唐山人来纪念他们已经逝去38年的亲人，那一面面刻满遇难者名字的墙壁让人震撼。没有找到亲人名字的人仰着头在找名字，找到了亲人名字的人开始哭泣。

我站在广场上，看着那些名字和祭奠的人，久久不能离去。回到城里时，我写了一篇《二十四万个唐山故事》，以此来纪念那场发生在40年前的大地震，以及在地震中还未来得及睁开眼便已经离去的生命。

那些逝去的生命，在地震未到来之前，都是有血有肉的身躯，但在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墙壁上冷冰冰的名字。很多遇难者还是小孩，更多的是籍籍无名的生命，他们生前的故事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在生前都没有人关注和记录。这些人来到世上的唯一证明，便是墙壁上仅有的名字，有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找不到了。曾几何时，他们和你我一样鲜活。

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在自己一路上写作的意义。我接触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并不出名，也没有多成功。在这个年龄，他们和我一样在挣扎，在努力。媒体从来不会关注他们，甚至有也只是夹杂在茫茫文字当中。但我的出现，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再相见或者联系的时候，我把曾经写过的故事给到他们，让他们在回忆时有所依据。甚至更长远的未来，当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些文字也可以成为他们存在过的痕迹。如果把他们当成一盏盏灯，那我便可以成为那个点亮灯的人。

当我结束自己的旅程时，我曾跟很多人说过这段话，这也是我自己倍感自豪的一件事。尽管旅途中的文字现在还没有变成铅字印刷出版，我的很多朋友曾悲观地告诉我，一个普通人写了一群普通人的故事，是不会有人看的。但当我想到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出自我之手时，心中的遗憾瞬间减少了许多。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写平凡人物的作家，比如海峡对岸的龙应台，她的《大江大海1949》写的就是平凡人物的故事，严歌苓的作品大多也是从小人物来写历史。最让我感动的，是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记事》三部曲。当然，还有郭玉洁的《众声》，主人公也多是普通人。

在后面的写作中，我也曾着重写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朋友，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听过的那些感动过我的故事。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大概也是因为故事的原因，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文字和镁光灯聚焦在他们身上，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文字的慰藉和记录。

写完《大江大海1949》之后，龙应台在台湾启动了《国民记忆库》的工程，希望收罗每一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这些记忆汇集起来便成了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这些记忆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却振奋人心。如果说过往的历史因为篇幅和工作量的缘故，只能给帝王和将相留下一丝记录，那么在今天这个信息储存、记录都空前发展的时代，历史将不仅仅只记录那些有名望的人，而是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记忆组成。这大概也是很多乐于写普通人故事的写作者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