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工作，老家在河南A市，每年的春运，都是我最头疼的时候。北京到A市虽然有直通的火车，但只有普快，而且车次很少，到了春运期间，车票极其难抢。所以从北京回老家，我一般会先坐高铁到郑州，再从郑州坐大巴到A市，返程是同样的路线。北京和郑州之间的高铁车次很多，但即便如此，春运期间仍会一票难求。刚过去的春节，从北京回老家还算顺利，虽然刷了很多天的票，但有惊无险。返程的时候，却出了一点状况，并且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
因为请了几天年假，所以我计划到正月初十再启程回北京。从春节前我就开始刷返程票，一直到正月初八，我才买到了一张正月初十晚上11点多的郑州到北京的高铁票。临走的前一天，也就是初九，全国范围内普降大雪，A市到郑州的高速路被紧急封闭，这样一来，我没法坐大巴到郑州，高铁自然也没法坐了。我不知道是该骂坏天气，还是骂铁路系统，是该骂为什么自己要生在A市，还是骂为什么好的工作机会都在北京，或者应该骂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北京打拼！但生完了气，还是得老老实实地面对问题。我打开手机上的“铁路12306”APP，先把郑州到北京的高铁票退掉，然后看起了A市到北京的火车列表。
虽然已经好几年没坐A市直达北京的火车了，但由于车次很少，所以我仍然记得那几辆车的编号。我发现车次较以往多了几个，应该是春节加开的车吧，我想。我看了看正月初十的票，五个K字头的普快都显示无票，只剩下一个编号为4098的车次显示有票。我之前没见过4098次列车，而且奇怪的是，这辆车没有卧票，只有坐票和站票。我翻看了往后几天的车次列表，4098次列车全都显示有票，看来票源充足。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坐过的一趟车，坐票被设置在卧铺车厢，一个下铺对应三张坐票，4098次估计也是这样的车。4098次列车的时间是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全程10个半小时。我纠结了好半天，但没办法，只能咬牙买了票，一张坐票，3车19b。
第二天，雪停了。水泥路旁的一片片的菜地上、椭圆的麦秸垛上、高大的杨树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灿烂的阳光照在雪上，整个世界一片晶莹白亮。姐要开车送我去火车站，但公路上的雪还没有全部化掉。爸担心路上不安全，姐说小心点儿开就是了。下午两点多，我告别了爷爷、爸妈，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因为车开得小心，本来二十多分钟的车程，我们却用了将近两倍的时间。
马上就要检票了，我赶忙到购票大厅的自助取票机那儿去取票。选择“网络取票”，放上自己的身份证，按下“打印车票”，车票缓缓地从出口钻了出来。我急忙将车票抽出，打算看一眼，核对一下信息。我边走边看，2月14日，4098次3车19b，嗯，没错。嗯？我突然注意到车票的右下角有一个猪头的标志。春节特别版的车票？应该是吧，而且今年是猪年。但为什么不做一个可爱的卡通猪头，而要做一个长鼻子、长耳朵、眼睛挤到看不见的、丑陋的猪头呢？写实主义风格？也许吧。“怎么了？”姐问我。“没什么。”我笑了笑，然后和姐一起赶往候车室去了。
候车室的入口安装了以前没有的门闸，门闸的一侧有两个大爷，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门闸里面站着两个年轻姑娘，四个人都裹着深蓝色的棉大衣。我问坐着的大爷：“送人的能进去吗？”大爷摇摇头。我回头跟姐说：“进不去，那你回吧。”“那我走啦。”姐笑着说。“嗯，走吧。”我有点失落，笑不出来。姐走了，我转身来到门闸前，琢磨着怎么进去。“请将身份证放在此处。”我看到上面这样写道。“不需要车票？”我将信将疑地掏出身份证，放在了读卡区。注意到门闸上方有摄像头和显示器，我很自然地将自己的脸对准了显示器，很快，闸门开了。“不需要车票，比北京的还高级啊，呵呵。”我想着。“装备升级了，工作人员怎么反倒多了？”“也许是春运期间，需要多一些人吧。”进了门闸，来到安检区。“嚯，安检机也升级了，传送带长了很多，不错！”安检通道另一侧的监控区有四五个工作人员，都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阿姨。“怎么这么多人？平时这些人都在哪儿呢？”我一边想着，一边过了安检通道。
4098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我背上双肩包，推着行李箱，加入了检票大军。检票的速度还算比较快，没多久就轮到我了。我掏出车票，又看到了正面右下角的猪头。过了检票口，我看到大家并没有朝着站台走去，而是排成了长长的几个队伍。我看向左边，远处有几个工作人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2车”、“3车”、“XX车~XX车”、“XX车~XX车”，每个牌子对应一个队伍。队伍一旁，几个穿着灰色迷彩服的军人在维持着秩序。我穿过人墙，走到3车队伍的末尾。在我等待的那段时间，我身后又排了很多人。气温有些低，而且刮着小风，大家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不停地张望着、晃动着。人群里年轻人居多，不少人的脸上显着稚气，应该是学生，还有一些年纪大些的，穿着上不那么讲究，拖着大箱的行李，应该是打工的人。大概10分钟过去了，队伍开头的工作人员终于有了动作，指示大家一队一队地按顺序进入站台。
人们按照自己所在的队列，有秩序地进入站台，然后在站台上一字排开。接着，又是等待，人们更加焦急地左顾右盼，沿着铁轨的方向伸着脖子向远处望着。铁轨上有破布一样一片一片的残雪，远处雾蒙蒙的，似乎尽头是另一个世界。寒冷侵袭着人们，我不自觉地小幅跺起了脚。同样大概是10分钟的等待后，列车员让大家从站台的一侧转到另一侧。“这边，这边！”他一边挥着胳膊，一边大喊。大家盼望已久的火车终于出现了。方正高大的绿皮火车带着远方雾霭中的神秘气息一边减速，一边驶入了站台，发出巨大的吱吱声。
也许是等待的时间太久，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大家便瞅准了自己的车厢，随着火车的移动，蜂拥而上，原本站台上的几个长条形的队伍，变成了几个小鼓包。列车员大喊着：“排队，大家排好队！”但是没有人听见。我站在小鼓包的最外围等着。“3车厢的，大家也可以从4车厢上去！”列车员又大喊。我转头，看到4车厢的门开着。我和几个在最外围的人于是转身向4车厢走去，确切地说，他们几个是跑过去的，我是走过去，于是我是最后一个上的车，不过，有什么差别呢？
刚踏上火车，一种压抑的感觉便向我袭来。车厢的地板黑乎乎的，应该有很久没有清理过了，墙面上也涂抹得脏兮兮的，一股温热的腥味扑面而来。我跟随着前面的人一小步一小步地往车厢里挪动着。进入4车厢，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猪、羊、鸡、鸭、猴子、猩猩挤满了车厢，每个下铺上坐着四个猪或者羊，中铺、上铺躺着猴子、猩猩，过道上站着鸡、鸭，壁挂的座位上也都有动物坐着。动物们或眯缝着眼睛，仰面靠在床架上、墙壁上，或弯着腰，以手脚掩面。猴子、猩猩们瘫在床上，一动不动，鸡、鸭们也都蜷缩着，萎靡不振。地板上、墙面上、床板上，到处是黑乎乎、油腻腻的，果皮、纸团或者分不清是什么的零碎东西散落得到处都是。“这是运送牲畜的车厢吗？”我问自己。但这些动物都穿着人的衣服，做着人的动作。这时候，我又想到了车票上的那个猪头标志。
我跟随着前面的人继续向前走，我要穿过4车厢，到3车厢去。我一边缓缓地挪动，一边左躲右闪，心中越发觉得烦闷，于是暗暗骂了几句，不知道骂的谁，也不知道骂的什么。快到3车厢的时候，从3车厢上车的人和从4车厢上车的两拨人堵在了一起。有人嚷道“往前走啊”，但仍旧堵着。等了好一会儿，我总算进入了3车厢。我的座位是19b，在车厢的另一头，于是我还得穿过3车厢。3车厢和4车厢是一样的脏乱，但由于都是刚上车的人，大家都在忙着找位置、放行李，所以显得不是那么压抑。穿过车厢的时候，我发现一些人开始变成动物了，猪、羊、猴子、猩猩。到处都是脏乱的，拥挤的。人和动物挤在一起，人慢慢变成动物，直到大家都接受了、适应了这个环境，然后安分下来。一个大妈说：“早知道是这样的车就不坐了！”
总算挤到了19号卧铺，我看了看粘在墙壁上的临时座位牌，上面写着“19a|19b|19c|19d”。“看来我得被夹在中间，那可要难受死啊。”我一边想着，一边看了看那张床，白色小花点缀的深蓝色床罩上，有着一片片深褐色的污渍，还有一些也许是饼干或方便面什么的碎屑。我拧紧了眉头，轻叹了一声，迅速地把行李箱塞到了床下，然后抱着背包，坐到了过道旁壁挂的座位上。“还好壁挂座位没被占。”我想。
人们大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定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成了动物，只有极少数仍保持着人的样子。我就没变。我没法接受自己受到这样的待遇，在心里咒骂着：“简直把我们当牲口运”。但看到我的床位上没有再来人，我心里略微宽慰了一些。
我茫然地望向窗外。10年了。10年前，我从这里坐车到北京读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一个人，拖着一个29寸的深蓝色帆布大行李箱。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情形，不过那时的心情想必是激动的吧。10年后，我依然要从这里驶向北京，不过却带着一些忧愁，不，应该是许多忧愁。家乡发生了很多变化，城市更加干净、整洁，宽阔的路、漂亮的楼更多了，车站也经过了好几次修整，更加漂亮、气派。而人却似乎没有变，送我们到北京的火车没有变，北京，也没有变。
车终于缓缓地开动了，带着我的怀恋，带着我的焦虑，带着我的忧愁。窗外快速划过土灰色和雪白色交叠的世界，土灰色的小厂房，土灰色的村庄，广阔的大地，凄凉光秃的树。我本想看书打发时间，但车厢里没开暖气，而且是刚上的人，所以显得有些冷，又因为脏乱的环境，让我完全没有心思看书。我只是抱着背包，呆呆地坐着，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境况，这多么像自己的命运啊。不对，这不就是自己的命运吗！
这辆车速度不快，而且中途要停靠很多站。在下一个站的时候，上来了不少人。一个大爷和两个大妈在我的床铺边停下了，他们的棉袄、棉裤、棉鞋显得很肥大、老旧、油腻，像是上个世纪的人穿的。他们每个人都拖着一个大帆布行李箱，放行李的时候，大爷的动作比较利索，他将别人塞在床底下的箱子——包括我的——往两边扒拉，将自己的箱子塞了进去。穿大红色棉袄的大妈动作最慢，在我旁边倒腾了半天，还是没放好。我有点嫌恶，可又不好躲得太明显，只好被她和她的箱子蹭了很多下。大爷看大妈动作慢，过来帮忙。一边说着“哎呀，你咋这么笨呢。”一边夺过箱子，将箱子塞在了我身后的壁挂桌子下。
三个人坐定，穿大红色棉袄的大妈坐在我的座位旁，大爷和穿橘黄色棉袄的大妈坐在我的座位对面。不一会儿，他们便拿出苹果和香蕉吃了起来。穿大红色棉袄的大妈在吃完香蕉之后，起身到车厢连接处，把香蕉皮仍在了垃圾桶里。穿橘黄色棉袄的大妈将苹果皮吐在自己的手里攥着，积攒多了，便一股脑儿都扔在了床底下。大爷咣哧咣哧吃完了苹果之后，顺手一撇，将果核扔向了过道，果核碰到墙壁，又反弹到了床底下。
三个人很快都变成了猪。说话间，我知道了大爷和穿橘黄色棉袄的大妈是一对夫妻，他们要到北京打工。过了一小会儿，又过来一个大爷——应该是刚才那位大爷的老乡——坐在了我的座位上，和大爷大妈聊了起来。老乡说的是家乡的土话，大爷却说着口音浓厚的普通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好笑。大爷的声音很洪亮，整个车厢的人估计都能听到。“我在北京是给人看电梯的，给别人按楼层，不怕冷，不怕冻，一天90，多好。在老家，在老家去哪儿能找着这活？趁着还能动，再去外面折腾几年，等将来躺到床上了，就去球了。”大爷挥舞着手臂，说得唾沫星子飞溅。“我儿子在老家，他干什么事我管不着。儿子小的时候，咱可以领导，儿子大了，咱领导不了啦。”大爷觉得自己说的话透着机灵，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儿子小的时候，听咱领导，儿子大了，不听咱领导啦。不过，咱也不听他领导，咱就是要去北京打工，哈哈。”大爷大妈的床铺上就他们两个，等老乡走开，他俩脱了鞋子，盘腿坐在床上，闲扯了起来。听起来，他俩的儿子应该没什么出息，挣不着钱，而且有些不孝，不给他们钱花。
天色渐渐暗了。女乘务员推着盒饭过来了，我要了一个炒面。大爷拦住乘务员，用带着骄傲的语气问道：“你这个，都有什么饭啊？”“炒面和米饭。”乘务员还算客气地回答。“多少钱啊？”“15元。”“都是15？”“都是15。要吗？”大爷将双臂抱在胸前，身子往后一靠，摇了摇头，噘了噘嘴，轻蔑地说：“不要。”等乘务员走开。大爷骄傲地对大妈说：“咱不吃她的饭。”整个晚上，卖盒饭的推车来回好几趟，每次经过，大爷都要问：“多少钱？”“15。要吗？”“不要。”一会儿，大爷吃了个鸡腿，然后突然探出身子，将骨头丢在我面前的空餐盒上。接着，大爷和大妈轮番吃着大红的苹果、小点心，果皮、碎屑撒了一地。后来，有个男列车员挎着一篮子东西过来了，他在车厢里大声介绍着自己的产品：“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款产品……”好像卖的是保健药。走到我旁边的时候，大爷喊道：“还保健药，我看你卖的是假药！”男列车员不乐意了，用同样口音浓厚的普通话回应道：“你看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大爷回嘴：“你这卖的就是假药！”男列车员忿忿地说道：“我不跟你说了！”等男列车员走开，大爷不依不饶：“还嫌我说得难听，肯定是卖假药的，哼！”大爷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而且出了风头，很是得意，一边靠着墙壁，一边说着：“哎呀，卖假药的，呵呵。”
车厢里越来越冷了，我的位置离车厢的门很近，门开着的时候，冷风裹挟着厕所的骚臭味涌进来，那滋味实在不好受。我想着，要么坐到卧铺间里面去吧。可看到穿橘黄色衣服的大妈将脚伸过来，踩在我的床位上，又看看两床之间地面上的苹果皮、食物残渣，再想想床位上的一片片污渍，我觉得还是继续坐在过道上吧。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像是过了一年。我又累又困，本来觉得有些脏的墙壁和窗帘，也不太在意了，于是靠了上去，我发现自己这时候才慢慢变成了猪。
我怕一离开，座位就被人抢了去，于是从上车开始，我就一直坐在座位上。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脚被冻得有些僵了，膝盖也感觉冰凉，我觉得必须得动一动了。我起身走到车门处，但烟味太重。于是我折返回来，进到水房里。水房很窄，我只能小心地站定，才不至于碰到墙壁或者水池。我看到两个洗手池都堵住了，不停地咕咚咕咚冒着水。洗手台上积了不少的脏水，随着列车的晃动，脏水不停地从右边流到左边，又从左边流到右边。水面上、台面上、水池壁上都沾着一层白色的油腻的东西。水房最里边有一个热水箱，看起来不像有热水的样子。我脸朝外站着，开始活动有些僵硬的腿和脚。有人来接水，我于是从水房里出去，那人拿着杯子进去，但很快便出来了，因为水箱里没有热水。
我在水房里站了好大一会儿，才回到车厢里。后来的几个小时，为了避免脚被冻伤，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走动走动。时间极不情愿地往前挪动，折磨着我的神经。在列车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才到站的时候，我不停地打开地图，看列车所在的位置。
在焦躁和疲惫的等待中，列车终于在凌晨2点半左右，缓缓驶入了北京西站。动物们一涌而出，都变回了人形，消散在广阔的北京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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