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张邦梅为纪念张幼仪所写的《小脚与西服》，另一本则是杨绛为纪念钱钟书和钱瑗所写的《我们仨》。她们二人皆被人熟知，只不过熟知杨绛的人，同时熟知的是她和钱钟书之间的爱情佳话，而熟知张幼仪的人，熟知的却是那段不幸的婚姻。同样是女人，二人只相差了11岁，却活得天差地别。想来也不无缘由。
张幼仪与杨绛：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
“小脚思想”与“大脚时代”
张幼仪出生于1900年，杨绛出生于1911年，二人前后只相差了11年，但这11年时间，却决定了她们活在了不同的“时代”，至少对于女性来说，那是不同的时代——1912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通饬全国劝禁缠足。在缠足的禁令中，女性的双脚和思想都随之走向了解放，杨绛碰巧赶上了这种解放，而张幼仪没有。
在《小脚与西服》里，张幼仪受坑害最惨的，就是她的“小脚”，并不是她形式上的小脚，而是她“思想上的小脚”。
张幼仪并不是个小脚女人，在这一点上，她与杨绛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她是靠自己的“抗争”使双脚得到解放，她活在小脚时代里，却撑着一双“丑陋”的大脚，为此她自鸣得意，事实上却备受嘲讽。但这种形式上的自我解放终究没能解放她的思想，反而使她陷入了“不三不四”的尴尬境地。让她一面受着新思想的“蛊惑”，试图摆脱低眉顺眼的人妻角色，一面又不敢公然发起对父母、公婆、丈夫乃至旧式礼教的违抗。
在《小脚与西服》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十分能够说明这一点。“有时候，他伸着腿坐在院中长椅上读书，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缝东西，他会对某个用人说，‘给我拿这个’，对另外一个用人说，‘抓抓我这里’，可是从不与我交谈。当时我太年轻，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这就是她所接收到的思想。“正当的做法是他先向我开口，所以我就一直等在那。”她这样等了一辈子，直到徐志摩终于主动开口和她说话，她听到的却是，“我要和你离婚。”
而杨绛不一样，在杨绛的爱情生活中，从来没有所谓的男尊女卑，她会像张幼仪一样，精心打理丈夫的生活，但却也更懂得，如何成为丈夫的朋友。
张幼仪与杨绛：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
杨绛与钱钟书时常在一起“玩”，比如他们总是一边泡脚，一边做游戏，共说一个词，她用西班牙文，另一个用意大利文，看谁接不上来。在这样的关系里，杨绛与钱钟书不仅是夫与妻，更是情投意合的玩伴，就像钱钟书所说，“她是我的爱人，朋友，情人。”而之所以杨绛能如此不同，正是得益于她所生长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不仅女性的地位正逐渐得以提升，“媒妁之言”的老旧传统，也正在渐渐丧失着话语权。开明者将其视为家长的权威，而不视为命定的迷信。所以在这中间，总留有商量的余地。而杨绛与钱钟书的婚事便是如此。
杨绛与钱钟书之间的婚姻，源于“自由恋爱”，虽然在他们步入到婚嫁年纪时，传统的“媒妁之言”并没有被完全取缔，儿女的婚事一样要听“父母之命”。尤其是钱钟书的家，兄妹几人的婚事，更是由老父亲一手操办。因此想要进入钱家的门，必须经过老父亲的同意才行。
但幸运的是，钱老父亲虽然固执，却也开明，杨绛虽与钱钟书自由恋爱，却也能识得大体，懂得征求并尊重父母之命。所以她在给钱钟书的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之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也正是这种知书达理的个性深得钱老父亲的欢心，使他“破格”准允了这门婚事。
反观张幼仪，她十岁时就被强行撮合给徐志摩。徐志摩本来是张家大姐的准夫君，大姐早先和徐家经常走动，关系甚好，深得徐家老人的喜欢。奈何媒婆声称二人八字不合，如强行嫁娶，必生祸端，而父母又不愿失去这样一个有潜质的女婿，便强行将幼仪塞给了他。张幼仪在暮年时回忆道，“明明我与徐志摩八字也不合，媒婆硬是改了生年。奈何大姐与他不合就可以不嫁，而我与他不合就要改生辰。”
在这种“媒妁之言”的背景之下，张家与徐家看似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儿，但却依旧摆脱不了“八字不合”的魔咒，在婚后的时光里，这个改了生辰硬塞给“徐志摩”的妻子，被他屡屡嫌弃，几乎不与之言语，甚至从未正眼看过她一眼。直到与徐志摩离了婚，张幼仪才像是摆脱了卡在她头上的“魔咒”，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张幼仪与杨绛：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
“门当户对”与“势均力敌”
有一句话叫做，我们每个人对待家庭的态度里，其实都留有父母的影子。我们都是通过模仿父母的相处模式，来过自己的家庭生活。所以说，造成二人命运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家庭。
张幼仪出生于一个男尊女卑思想十分严重的家庭。据张幼仪回忆，张家祖母最宠爱他的父亲及妻小，“她不断说妈妈是媳妇里最能干的，因为她生的十二个孩子中，有八个是男孩，生男的比率在媳妇里最高”。母亲的经历证明，女性提升自己家庭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多生儿子，母亲做到了，因此得到了宠爱，而同时也将这种身为女性的“荣耀”强行加在了张幼仪身上，称她如果生的是女孩，就只能“认命”。张幼仪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怀孕期间也暗暗相信肚子里的，一定是个男孩。她有没有祈求这个男孩会让徐志摩多看她一眼呢？也许有吧，可是徐志摩却头也不回地出了国。
张幼仪的母亲在行为上也极为守旧，认为读书和衣着裸露都是身为女性的罪过。而她的生活，用张幼仪的话来形容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如此过了她的一生。也影响了张幼仪的一生。使得张幼仪在面对徐志摩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三纲五常”，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种家庭式男尊女卑的思想带给张幼仪的影响，不仅使她从一开始就放低了自己的家庭地位，甚至在整个婚姻生活中都试图讨好公婆以及徐志摩；更重要的是让她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彻底失去了与徐志摩平起平坐的权利。
张幼仪与杨绛：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
张家原本算是个大户家庭，资产丰绰，然而由于一场误会，张幼仪的父亲毅然携带妻小净身出户，从此他们的生活境况一落千丈，日子过得相当清贫。
张幼仪有个大堂哥，是她父亲的大哥的儿子，因为分得的家产较多，日子过得相对富足。大堂哥与幼仪的大哥之间相处得并不融洽，堂哥时常嘲讽大哥，说他笨手笨脚。正逢那年，大哥做了工厂，赔了钱，日子过得很不顺，碰巧堂嫂的珠宝被人偷了，话里话外，他们都觉得是幼仪的大哥做的。老父亲觉得受到了侮辱，一气之下，就搬离了家。
张幼仪一家离开了原本的大家庭，独自谋生，靠的全是老父亲一个人。而丰绰的家产，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实早就让他们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异常清苦。在清苦之余，父亲坚决不同意放弃对于儿子的教育，因此就决定放弃女儿的，所以当张幼仪说她想读书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可没有多余的钱给你。”
一个几乎未曾读过书，一个求学远洋至海外。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差距如此明显，成了二人婚姻里永远也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张幼仪能顺利读完书，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思想有才华的独立女性呢？历史又是否会改写？我们终于，不得而知。
而杨绛的家庭则完全不同。虽然杨绛的母亲也是个小脚女人，但却饱读诗书，温婉贤惠，既能撑起“家庭主妇”的担子，悉心照料丈夫，同时也能够给予丈夫事业方面的建议与支持，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而其酷爱读书的个性，也与丈夫不谋而合。
杨绛回忆起她的家庭时说道“他们聊过去，聊现在，聊可笑的，聊可恨的，他们几乎无话不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杨绛从小就懂得，好的家庭，就应该是父母那样。
不仅母亲给她做了很好的榜样，父亲的言传身教，以及对她用心的管教与栽培，也对杨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其无论是德行还是才识，都能让人刮目相看。
张幼仪与杨绛：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
杨绛的父亲认为，家产过于丰厚，往往会对子女带来不良的影响，使子女的走向偏离正轨，因此他一直疏于对家产的管理。转而教育杨绛，要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的一生中，也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定从容，致使当与钱钟书二人的生活多次陷入困窘之态，她仍然能不怨不馁，靠从小学来的“生活的能力”战胜一次次困境。
杨绛酷爱读书，这是她与钱钟书两人感情的重要纽带，而这一喜好的养成，也归功于她的父亲。杨绛的父亲颇有学识，说话时常引经据典，发表观点总能鞭辟入里，一语道破玄机。惹得杨绛十分羡慕。于是杨绛向其请教秘诀，而父亲回答她“不过是多读书，读好书罢了”，这句话对杨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她在余生的百年里，皆“嗜书如命”。以至于几十年之后，当有人在迷茫时向她请教，她也只是坚定而不客气地回答了一句，“你不过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罢了”。
在这种教育与家庭环境的培养之下，杨绛不仅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以及自主生活能力的女性，更是一个完美的妻子。这种人格以及性格上的魅力，终究使得她与钱钟书能够平起平坐，“势均力敌”，也使得钱钟书对其一见钟情，并倾情一生。
张幼仪与杨绛：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截然不同的一生
想来，二人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同，想必是命定的。杨绛出生在了一个刚好的时代，拥有一个刚好的家庭，嫁予了一个刚好的人；而张幼仪作为一个被旧式思想套牢的女子，却妄图俘获一个“新新人类”的心，所以她失败了，失败在她还不懂得，爱情里重要的是门当户对，但更是势均力敌。
然而所幸，她终究逃离了那个蹩脚的笼子，重新找到了属于她的世界。在那一刻，这两个相差11岁的女人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点，那就是——独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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