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

野蛮生长

这几天，读到很多回忆童年的文章，感动之余，不禁想起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在内蒙军区大院度过，红色的楼房，一个走廊住四家人，每户至少有三个孩子，刚好组成一个班。

和其他军区大院的孩子们比起来，我们的成长更加狂野，奔放，散发着游牧民族的气息。

我们三岁半进了军区幼儿园，一周接回家一次。幼儿园的伙食很好，牛奶面包是早餐，午睡后会发水果或糖果。

小床排成三排，列队整齐。每周一次，老师像赶鸭子一样把孩子们放入一个大水池里面洗澡。澡堂子的四个角上坐着四位阿姨，轮流给每个孩子搓洗干净，男女混合在一起，不分性别。

有个阿姨一直怀疑我的智商有问题，她证据确凿地对母亲说“一是爱哭，二是尿裤子足以说明这孩子大脑有问题，你赶紧带她去检查一下”受了刺激的母亲慌忙把我带到卫生院检查，当时的医生大多是泥腿子出身，基本上都是“蒙古大夫”他们只会给孩子们开钙片和鱼肝油。那个年代缺少粮食和营养，很多孩子顶个大脑袋或者踩一双罗圈腿。

现在看来我很幸运，当时班里有个尿裤子的男孩，老师一批评他就抽羊角风。口吐白沫，全身痉挛，需要几个阿姨一起摁住，然后猛掐人中若干秒，他才会再次返回人间。或许怕我也如法炮制，从那以后阿姨们对尿裤子的孩子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个时候我总会周期性的提心吊胆。姐姐已经上学，幼儿园只有我和弟弟。但他比我勇敢多了，他不哭也不说话直接用行动抗议。每隔两三天他就会逃跑一次，虽然他从未顺利到达过家里。

只要看到阿姨的脸绿了，就知道又出大事了。

阿姨说，她在此工作几年了，没见过一个孩子有这样的胆量，我弟弟他是一个奇葩。幼儿园在东院，我家在西院，他也根本不记得怎么回家，他就是一次次顽强越狱，不断被东院的士兵拦截，然后打电话叫阿姨接他回来。有一次他跑出去看修马路喷沥青，被找到时他已经被喷成一个黑人，周身布满了沥青点，他从小就一身结实肉像个黑铁蛋，这一喷彻底变成了一个铅球，阿姨用刷子不停地刷着铅球，刷子铿锵有力地发出“擦擦擦”的声音，阿姨的嘴里则不断蹦出“啧啧啧”的惊叹。

一个冬天的晚上，星空冰块般明朗，我躺在床上替弟弟着急，就在刚才阿姨发现弟弟再次逃跑了，可怕的是他没有跑向门卫，而是直奔了父亲办公的那所白色大楼。这可吓慌了阿姨们，调动所有力量开始寻找，比鬼子搜八路还认真，好在那天院子里的月光很亮如银砖砌地，很快就把他找到了。我想：弟弟的飞毛腿就是在那个时候炼成的吧？

我的童年梦想仿佛开着一列绿色火车，穿过缤纷的隧道，总是在傍晚时分抵达。升了大班以后，就一门心思地盼着上小学，那样就可以天天回家了。

上小学后，我们楼已经升级为一个小型的野战排，排长是自己命名的，没有授衔，所以我们背地里叫她”缺弦排长”。

我们在军区大院里疯狂捣乱，率性而为，恶作剧里面肆意成长，干出了很多敢死队也干不出的事情，为此我们没少挨打。

特别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一片漆黑如同墨汁灌进瓶子。这是我们逃出家门在外作恶的好日子。往往坏主意由邻居的小荣提前出好，我姐负责发布实施，她们俩个只差一岁，默契程度超过狼和狈，这让我很是羡慕。

周五晚上的固定节目是混票进入大礼堂看电影。其实那些电影夏天都在露天广场看过很多遍了，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电影，而是没有票混进礼堂的刺激感和成就感。

我们把上个星期的票根翻出来，带一小瓶浆糊，到士兵身边，从地上捡起一个副卷粘在一起，高峰期总是拥挤，把门的小战士顾不上一一细看就把我们放进去了，如果座位很满了，我们就躲在黑色窗帘后面，那真是太刺激啦！

除了看那些反复播放的新闻简报和老电影，军区文工团的演出也是百看不厌。当时的马玉涛是文工团的台柱子，身材没有今天这么茁壮，嗓音却优美浑厚。听说她下部队演出时，一张嘴“马儿啊，你慢些走......”边防兵的马儿都听得入了神，何止慢些走，根本就立在草地上无法动弹了。

夏天的露天电影开始时，我们改变了恶作剧的内容。电影结束后，大家往家走，我们就跟在小脚老太太的背后偷偷打她一拳，知道她追不上我们，就笑得得意忘形前仰后合。通过暗中打人，我们发现犯罪感和冒险感差不多，都使人兴奋，有点创新，置公理于不顾并可得到循规蹈矩以外的快乐。为此，我们每一阶段都推陈出新，其改进速度远远超过了苹果手机的更新换代。

儿时的我们都是喝自来水管的凉水长大，夏天的凉水也像冰水一般。冬天的早点是到楼下的小房里挑拣一根冻得硬硬的胡萝卜，用削铅笔的小刀刮去表皮，心满意足地吃掉。即使如此，我们几颗豆芽也在拼命奋力生长，窜着争当向日葵。那个时候的主要记忆就是饿，如果不是那么饿，我们或许能稍微聪明些吧？

往往在肚子咕噜到最高峰时中午十二点的军号才迟迟响起，我们几个蜂涌而至到食堂，排队，打饭，每个人眼巴巴得到两个极小的馒头，大家一同分享两小盘菜，一个素菜，另一个则有几片肉装模作样的混在其中。

我弟坐在我的对面，他有一双野性的黑眼睛，眉毛呈倒八字，后脑勺大得像扣了一个碗。

两只棉袄袖子飞着棉花，破烂袖口上是擦鼻涕留下的发亮痕迹，他从小就很有创意可以把一件新棉袄立刻穿成衣衫褴褛的丐帮跑腿的。我们通常用馒头蘸着菜汤吃，只要多夹两筷子菜，我姐的大眼睛就翻过来了，她长着一双乒乓球眼，白眼球多，黑眼球少，瞪我一眼，哆嗦三秒，索性不吃为妙。

平时吃不饱就盼着周末，好在我父亲也对周末下饭馆兴致高昂，孜孜不倦。我想他肯定也是吃不饱的，他那么高大魁梧每顿饭竟和我们一样只有两个小馒头。一到周日，我爸就兴奋地换上他的便衣，一条青灰色的咋蚕丝裤子，

我们称其“都米搜裤子”。其实爸爸只有这么一件便衣，深秋天气渐渐冷了，他也穿着，秋风刮得裤子哗啦啦响，像一个蓝色彩旗在前面引路。平时看惯了穿军装的父亲，此时怎么看他都像敌后武工队里的汉奸。

我们几个按个头大小个依次排列跟在汉奸的身后，到车站一家“红旗饭馆”去吃羊肉馅饼。饭馆里面人很挤，地面上黏糊糊的有各种该清扫的垃圾，馅饼咬一口喷喷香，烫掉口腔的一层皮，很快羊油糊住了我们的嘴，也糊住了我们童年的幸福。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妈妈带回一种橙色石头样的酸枣面是我们的最爱。那东西吃完把牙酸得齐刷刷倒下直到第二天才站起来。

上学从来都不走大门，在墙上奔走如飞，哼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内蒙古的冬天很快到来，冰天雪地，大雪一下就半尺深。三九天的西北风来自西伯利亚，听老师说，西伯利亚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刺骨的寒风在窗外辗转哭嚎，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哭起来悲伤的一塌糊涂。有时还让狂风夹裹着石头沙子，敲打在玻璃窗上。屋里的炉火正旺时窗上会出现一个圆，四周是冰凌花，有同学会忍不住去用舌头舔那些冰零花，被扯掉一层皮的惨剧时有发生。

大院北墙外有一条河，冬天结冰后，孩子们带着自己做的冰车，坐在上面，互相冲撞，都以为自己开的是坦克。冰河上也有孩子在抽毛猴，毛猴飞快旋转，孩子们的小脸冻得通红，脸上的皮肤都像土豆皮似得，百分之百的男孩都拖着一条鼻涕。

当女孩子们专注于看云时，男孩子们的弹弓已经达到了双枪老太婆的水准，那都是夏天射麻雀练就的功夫，也不是所有男孩子都可以神准。我曾被一个外号叫“长馒头”的男孩因为手抖将目标偏离，令我的脑袋在瞬间开了瓢，一股热血喷出，到门诊部缝了三针，出来时头上裹着纱布，像牺牲前的王成。

受大环境的熏陶，我们的成长更加淳朴豪放，带着成吉思汗的基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散落在世界各地了，但是，每当夏季来临，我们最憧憬和向往的地方，仍然是大草原和大青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内蒙古，我永远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