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到了一九九一年,中间有些事情就略过了,太过琐碎。这年冬天,金三少横尸大十字街。
在花城发廊的前面,三少斜躺着。他是靠着发廊的墙壁做了最后的抵抗,十三太保将他围堵在这里,三少最后说了一句话:“有种你们就弄死我!”话刚完,一把刮刀插在了胸口,三少萎缩成一团,拐杖丢到旁边,两条小腿在搏杀中满是泥污血迹,像是折断的细小的枯木。他的一双眼睛还睁着,望着远方,瞳孔折射着不甘与绝望。花城发廊的音箱兀自唱着: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心心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我在人墙的缝隙中目睹了这一惨景,那个小小的人零乱的堆在那里,状如婴儿。我觉得阴囊倏的一紧,阴茎收缩,几近于无。逃到家里,褪下裤子,用热毛巾敷在裆部。我只是感觉冷,浑身抖成一团。等到身体松弛下来,它们又恢复如初。
这成了梦魇,我夜夜失眠。三少的死状不时吞噬我的睡眠时间,我常常独坐到天明,思考了一些问题。譬如三少的死,他用半残的躯体开辟了小小的领域,却落得暴死街头。还有桑美,从花城发廊拿了毛毯盖在三少的身上,遮住了他丑陋的躯体,并合上了他的眼,不必无语问天了。完事之后,桑美冲着环顾的人一笑,这一笑让人不明所以,像是嘲笑血腥的屠戮。
三少闯进我无数梦境里的不眠之夜,我想着桑美那一笑的含义。这笑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或许不具任何意义。但我患了解构的顽疾,总不肯罢休。
我越来越怕冷,走在街上,冷风如刀,便买了条廉价的围巾缠在颈部。到了夜晚,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直直的横在炕上。
旧历腊月,长征拉着我去见桑美。路上的积雪被踩了硬硬的一层覆在上面,到了人民电影院门口,长征吹了一声口哨,桑美就走出来了。她穿了黑色长体棉服,颈间是红色丝巾。
我们就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闲谈起来。长征掏出烟,桑美要了一支。铅云低垂,零星飘起雪花,桑美吸了口烟,说道:“诗人,你该去理发了。”又转向长征说:“他眼神太忧郁了。”长征打趣说:“也更有诗人气质了。”说完将烟头插在浮雪里。
是的,我形容枯槁,头发乱蓬蓬,因长期陷入思考的绝地而眼神呆滞迷茫。忧郁和气质想必是他俩的玩笑。
我转向桑美,问道:“我想知道那天你怎么笑了?”桑美悠悠的说:“我在哄他睡觉呢。”天大的事在她眼里都是笑话。长征在一旁插话:“那一页翻过了,别再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他接着说:“我要去当兵了。”说完他又燃起一支烟。我说:“当兵干嘛?”长征说:“我他妈给鬼子擦皮鞋,傻逼!”我说:“现在不打鬼子了。”长征定定瞅着我,“你有病了!”他说。桑美在一旁哈哈大笑。天色渐晚,我们散了。
长征说的不错,我也觉出异常了,我执拗于问题的思考,却游离在问题之外。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我除了看书,想问题,就是整理物件。我把所有的鞋找出来,成对的摆放在炕檐上,少了一只或是摆放不整齐,都不能上炕睡觉。我甚至把自己的几条内裤编号排位,按号穿着,错了就一天不得安生。
我不愿与人交流,拙于表达,捕捉不到别人谈话的主要信息,往往是答非所问,话不对题。我更愿意和自己对话。
到了年底,长征要我和他去大众浴池洗澡。我坐在休息椅上磨蹭着不脱衣服,长征已经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他很强壮,胯下黑乎乎一团。他说:“诗人,脱呀!见不得人啊?脱了都一个样。”
雾霭氤氲中,人们做了最坦诚的表白,物件齐全,彼此平等。长征一头扎进了浴池,然后探出头来喊我进去泡澡。我捂着下面怯怯地往里走,一个趔趄滑倒,仰面朝天躺在那里,目光都齐齐地看向我。我一时惶恐,退缩到墙角,双腿夹紧。大喊着:“长征,我要回家!”长征从浴池爬出来,摸着我的头说:“诗人,你怎么啦?”我说:“我就要回家。”
出了浴池,我到五中门口的报亭买了一本《诗刊》,翻开看到了海子的诗句: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还有一行小字:诗人海子,1989年3月26日,于山海关卧轨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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