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忽然忆起一位曾朝夕相处的盲兄来。
那时,我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村小教书。村小学座落在村子中央,每当我在教室里上课时,无意间总会瞥见一位身材瘦小的盲人,静静地倚在学校对门人家的矮墙上,也听得入神,脸上有时还露出会意的微笑。
我没有太在意。课后,我的学生倒是喜欢围着他,扯着他的衣角问:“瞎伯伯,我们新老师说的是什么话啊?怎么和电视里的一样啊?”盲兄呵呵一笑,说:“这是普通话啊,只有镇里的老师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一说,倒把我给逗乐了,尔后,碰见盲兄,我总会主动和他打招呼。
乡村的夜漫长且无聊。初到村子,除了学生,再没有其他熟人,每当学生放学夜幕降临后,等待我的,便是漫无边际的孤寂。学校条件也极差,除了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外,便只剩下一间不足10个平方的卧室。由于没有村部楼,村里的计生宣传室也设在这里,房间里到处张贴的是计生宣传图画。有一天,我甚至发现自己睡的木床床头上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孕检床”三个字。我一把撕下这张纸条,无奈地叹了口气。连电视也没有,我只好走出卧室,搬张凳子靠在墙根上发呆。
一夜,我正百无聊赖地望着夜空发呆,忽然,一阵悠扬的笛声传入耳际。那笛声,是我从未听过的旋律,有时,是毫无规则的几个音符,有时,是一个音符奏得格外长,根本没有固定的旋律,但听来,却如泣如诉。是谁在吹笛子?吹了一阵后,笛声停了,一个瘦小的黑影从小溪边慢慢挪了过来。原来竟是盲兄!怪不得这笛声这么特别。闲暇时,我也爱抚笛奏上几段,但远远不及盲兄奏得这般入心入肺。
有了共同话题,便自然而然成了朋友。后来,每天晚上,盲兄都要来我这里坐坐,聊聊家常,再各自奏上几曲,算是驱赶漫漫长夜的一种方式吧。
熟识了之后,便无话不谈。有一回,我问盲兄:“大家都说你会算命,你能给我算算吗?”
盲兄呵呵一笑,说道:“行啊,但你要先告诉我你的时辰八字。”
我报了时辰八字后,便先问:“盲兄,你算算我有几兄弟?”
盲兄扳着手指略作思忖,说:“宜双不宜单。”
我答道:“你算得真准,我刚好是兄妹四人。”
我又问:“你再算算,我有几个弟弟,几个妹妹?”
盲兄沉默了半响,说:“宜单不宜双。”
我一听乐了,笑着说:“盲兄你真神了,我家刚好是三兄弟,成单数,一个妹妹,也是单数。”
这下轮到盲兄乐了,他呵呵一笑说:“所以说你命好啊,要不你怎么能当老师,吃国家粮呢!”
我们的对话刚好被一位路过的村民听见了,说道:“向老师,你不要相信他,他给谁算命都是这么说。”虽是晚上,可借着月光,我分明看见盲兄的脸被气得发紫,一身不吭朝着他家的方向摸索了过去。好一阵子,盲兄都没来和我聊天。
后来,随着在村里的时间呆得长了,对盲兄便多了一些了解。原来,早几年盲兄也经常背着二胡等家什,到合水、麻阳一带给人算命,勉强能混碗饭吃。后来,大伙都出去打工了,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很少有人相信算命那一套。加之盲兄学艺不精,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话,于是生意日渐冷落,便只好回家,靠家人照顾。
盲兄倒是很受村里人喜欢。小孩子们喜欢围着他,听他讲在外面“出远门”时的奇闻趣事。老人们也很喜欢他,经常叫他帮忙磨剪子、菜刀之类的东西,只要老人们一开口:“瞎子,帮忙磨一下菜刀”。盲兄便乐呵呵地接过菜刀,摸索着打来一盆水,放在磨刀岩旁边,摆开架势,嚯嚯地磨了起来。往往是我一个上午的课上好后,盲兄才把刀磨完,那刀经盲兄一磨,竟变得白刃闪闪,格外锋利。
当时,我尚且不明白,正常人能轻而易举完成的事,为什么偏要请一位瞎子来做呢?后来,我才发现,每次请盲兄磨刀后,老人们都会给盲兄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饭菜。盲兄往往一边吃饭,一边悄悄转过身去,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一年后,我因工作调动去了另一所村小学任教,便再也没有见过盲兄。
数年前,听到消息说,盲兄竟已离开人世,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盲兄那如泣如诉的笛声、那一丝不苟地磨刀的样子不时在我脑中浮现。或许是上天的不公,让盲兄只能生活在无边的黑暗里,无法感受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他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示他的抗争。
生命,有的伟大,有的平凡,伟大是一种存在,平凡也是一种存在。盲兄走了,村子里只是少了一位会磨剪子菜刀的瞎子,孩子们少了一位慈爱的瞎伯伯。或许三五年后,岁月会拂去盲兄留给人们的记忆,孩子们就会逐渐将瞎伯伯淡忘。盲兄的生命,或许平凡得近乎卑微,但他从不向人索求什么,甚至一碗饭、一口菜,他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再卑微的生命,也是一种存在吧。
愿盲兄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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