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上帝的声音”
“‘他挑衅我’——，”姑父哼着鼻子，学着李老师的话，他将眼睛从李老师那边抽回来，看着警官说，“胡警官，这位老师竟然说孩子挑衅他，孩子挨打时没有说一句暴躁的话，更没有肢体对抗；一个没有还击的孩子居然挑衅了这位令学生们爱戴的老师！他生动地给大家讲了一个现代版‘小羊和狼’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好笑？你们都是不是觉得好笑！？——是孩子无辜的、不屈的眼睛可怕还是暴行可怕？我真他妈想试一试，我盯着李老师，李老师暴打我一顿——”姑父眼睛扫视所有人，李老师自知说了一句要不得的实话，校长、程主任捏着汗，心底埋怨着。姑父继续对警官说，“这是不是算施暴？你意不意外？他还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呢。根据未成年保护法，他是不是可以送去做坐牢？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常常找学生发泄，是不是需要做精神鉴定？他如此疯狂（警官点点头），卢校长——，”姑父突然离开凳子，站起身来，把燃烧了一半的烟头扔在地上，狠狠挪挪脚踝踩了一脚，灭掉了；他转向坐在办公椅上的校长，校长正要立起来再次递烟，姑父扬扬手，拒绝了他，见校长又坐下，他说道：“你没有想到吧？李老师居然暴力成性——前几年他就追打我侄女的女同学，”他指向姐姐，“要不要证人证据？他竟然追打一个花季女孩——”卢校长杌陧不安地变换坐姿，想搭话，姑父继续说，“他是不是可以吊销教师资格证？（校长想解释什么或是解释了什么，姑父没听清）你别打圆场，卢校长！你历经教师生涯，这样的情形能发生多少？你竟然不了解你的老师们，你算不算失职？还是有意纵容？”卢校长脸上和气的表情僵硬无比，他准备了一些话，可是姑父没理他，迅速转向旁听的老师和校领导，“各位老师，李老师是给你们丢脸了还是你们已经麻木了？你们有没有觉得亲属小题大作？是不是你们也经常像他一样殴打学生？还是怪他没有你们的好运气？”姑父停顿两三秒钟，见没有人搭话，他又看着李老师，说道：“李老师，我问你，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说惠贤上课讲话？（那个傻瓜竟然想说自己有证据）好吧，就算你有证据，你就可以施暴？我告诉你！”李老师的脸像具出土活物，无疑刺激了姑父的情绪，他两手摊开，高声地对所有人说，“在我看来，我侄子就是做得好！他不畏强暴，他不屈不挠，他不向暴力低头；小小年纪，他就知道人的尊严，他没有使用暴力回应，他可能怕你，但是他对你失望透顶，你，李长奎！你在他眼中是多么渺小，你的学生对你是多么的轻蔑，你他妈的真失败！”姑父显然有点情绪失控，自知语失，但他立刻说道：“对不起，我骂了你，我真诚地向你道歉！”他停了一下，源于没有人说话，他再次打破僵局，“是的，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你原不原谅是你的事，你可以骂回去，你也可以向我动手，因为我挑衅你……你为什么不骂回去，你为什么不动手？你不是喜欢动手吗？”
真的没人说话了，姑父也不说话了，他重又做到椅子上。
这些老师们啊，他们摇着头，嘀咕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笔者能猜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谁还没有打过学生？在第二天和惠贤爸爸们再次光顾学校的时候，内操场里，这些老师中，有些还眉飞色舞的讲体罚学生的“有趣”故事，当然了，他们都讲的很含蓄，很有爱意，更有目的。
“你还是老师啊，你打的时候咋不想一下，你对娃儿下手也太狠了！”警官说道。
此时校长哆嗦，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这个情形，”姑父说，“——警官，是不是可以拘留起来？”
“这个，我们要带他去派出所进一步问话的。”
“那么，他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未成年保护法。”
“这个嘛，”警官说，“你要问律师。”
“我老公就是律师，”姑妈说话了，她早已经激动无比，她满脸是泪，但还是哭着说了一串完整的话，她指了指姑父，对他们说道：“……我老公就是律师，这个人必须受到惩罚，他已经不是老师了，他是暴力分子，我们要起诉他，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他是精神病，他不配做老师！”她也激动地站起来，“我真想给你一耳光。”如果没有警官在场，或是姐姐不拉她姑妈坐下，姑妈会冲过去狠狠地扇他一巴掌。
警官说，“这个事情是很要不得，我们也会严肃处理的。”
姑父自然不是律师，据说在半年后的四月，他在宜宾喜捷镇处理堂哥善后事宜时，那位肇事老板的姑妈问他“你是不是律师？”他当时回答她“不是”。连司法所所长、派出所所长竟然当着镇上领导们的面说，“……你思维清晰，有条有理，我要向你学习。”这次，他不敢说“不是”，据说姑父儿时喜欢撒谎，但成年后，只要有机会就尽力诚实。撒谎有一个好处：会说话。这次，姑父却约束不了姑妈说谎，这些人哪有心情质疑姑父的身份？有的人甚至深信不疑。
姑父有些不安起来，他越来越怕说谎，越来越怕装，越来越怕不踏实——，姑妈说他是律师反而使他不自信起来。
虽然姑父不是律师，但是笔者觉得他没有让现场的人失望，甚至能留下一点印象。
“站起来”，姑父情绪受到影响，或是对姑妈的话受到了影响，想是怕表演不下去了。他对李老师厉声说道：“你不该坐在凳子上，对自己的学生痛下毒手，你不配为人师表。”不好对姑父这一要求做太多的评价，就是罪犯也有坐着受审的权利吧。
李老师果真非常不体面地站了起来，低垂着懵懵的脑袋，但并未失态；更像没有知觉，倒像是等到法官念判词，或是临刑前努力保持一点微弱尊严。
“禽兽不如！”姑妈接着话说。所有的人为这话给震慑住了，像一道闪电，击中他们的脑袋。很难理解一个身边如此体面的人，体面的职业，被骂的如此狠毒。仿佛每个人都吃了只绿头苍蝇，而且是用自己牙齿磨细的口感。
“警官，”姑父说，“你们应该公诉他！”
此时，连警官也缄默不言，他放下翘起的腿，身体前倾，表情捉摸不定。人们纷纷把眼睛放在警官身上，这时警官还是重复那一句，“我们要把他带到派出所问话……。”
大多数亲友（其实没几个）更加轻蔑地看着李老师。他的同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看校长。也许他的同事为他们捏了两把汗也未必，毕竟这个学校确有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人人自危，就如格雷琴（《浮士德》人物）说的，“向我挥出的利刃，早已砍向了每个人的颈项。”他们更容易动恻隐之心。
“我确实才来一个多月，”卢校长看着挤满了办公室各怀心思的人，他瘦削的脖子中间的喉头一上一下，说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学校，我也不知情……他也太不像话了，必须要严肃处理！”
“卢校长，”姑父说，“你不要说才来一个多月的话，要我是你，我一个星期就可以了解所有老师，何况你能力比我强的多……，我可以认为你是推卸责任。”校长一脸无法描述的别扭、谦虚、无辜，姑父继续说，“你怎么处理？停课？开除他？把他的恶行报告给上级？”
“这个事情不小，”卢校长说，“我们要开会，要他做检讨，要道歉，要处罚他。”
“处罚？开会？检讨？”姑父惊诧地望着校长，好像在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他难受地说，“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已经严重违法了？难道你认为他还能继续任教？难道你不觉得他只适合‘混社会’？这个事情有多‘不小’？”姑父将目光转向胖警官，“警官，我说错了吗？”胖警官没有直接回应，只是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大概只持续了两三秒。——他说了那句话后就一言不发，他或许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又是沉默，——没有一个人来接话，似乎谁接话谁惹一身泥。一开始，校方就处于弱势地位，万般无奈。
该姑父吃苍蝇了。
“唉，只要娃儿没事就好。”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姑父感到特别刺耳，好像汽车紧急刹车，譬如小学生将铁质文具盒在水泥台上剧烈摩擦的声音，——全身毛孔紧缩，从肩膀到背心，再运行到大腿，直奔脑后、脑门，——这是惠贤爸爸的一个同学说的。他们同学关系看起来挺好，姑父也跟他吃过饭喝过一口酒，是惠贤爸爸办的招待——，一次年饭。
同学俨然救世主，这些人好似被赦免的臣民，抑或是被博爱过的信徒；他们抓了根救命稻草，或是吐出口里研细、还没有吞下去的苍蝇，他们开始对这个提议小声地议议论纷纷，打心眼里都觉得好。“……对的”、“就是”、“这个才重要嘛……”他们争相打酱油。
“先把娃弄去检查，”惠贤表兄，“娘家骄傲”说话了，“做个核磁共振。”他作为亲戚成员一直没有声讨这名老师的行为令姑父姑妈们十分惊讶——，他真是太冷静了，大家应该向他学习——他坐在门口的位置也游刃有余。接着，他还饶有兴致地推荐了市里的两所知名医院。
“对对对……”人们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大，好心好意地期盼早一点结束这尴尬场面。
“天呐，”姑父想，“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 他突然想到《审死官》的电影情节。
尤其是惠贤爸爸的那位同学，他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很人道的话，自己开始骄傲了起来。首先，他的女儿正在这所初中读书，也是初一。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他这句话此时所起到的重要份量一样受到重视，人之常情，谁的孩子谁疼；其次，他觉得自己说了一句“皆大欢喜的话”；再者，惠贤爸爸之前给他打电话叫他务必要帮衬一下。
——他尽了朋友义务。
结果，他来了这么一出，措手不及。
“孩子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他看到自己巨大的能力，显示出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又高声地重复了这一句，再说了，这里还安坐着可敬的胖警官呢。这种机会可不敢错过了：他在镇子里开了一个发廊，是极少数不离开孩子的家长之一；在一个镇子上，毕竟在一个镇子里总会有各种可能。据说，这是个“有家庭故事的人”，写出来够砍去一片竹林。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谁？你没有资格说话！”姑妈冷冷地对她哥哥的同学说。哥哥同学登时面失血色，羞愧难当，没想到“好心当了驴肝肺”，还是轻声的嘟囔了几句，算是调整一下难堪的心情。“娘家骄傲”也为之一惊，犹如手心插进一根针，表情尴尬。
可是，人们还是成功地把焦点转向了孩子的健康。
——他们这些人对暴行无动于衷，他们并不想这个施暴者受到惩罚，甚至热忱于为暴力解围。也就是说，只要孩子没大问题，那么，这位老师可以成功着陆：“孩子都没事了，你们还好意思闹腾？”
“我们走——，”姑父起身说道：“孩子好经打！好会抗打，现在还能说话，还能在床上睡，还可以起身，居然没被打残打废。”他摊开手，讥诮地看着所有的人，他说，“我们走，我们说了半天，他们还是没有听懂。”姑父再次被激怒了，他这时已经走到门口，他转身面向办公室里正要为他送行的人，他说道：“活该！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有些诅咒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家的孩子有好的老师，有好的学校，你们的孩子活该在这里倒霉！活该你们有这样的老师！你们心甘情愿被祸害！”
校长此时来到姑父身边，左手扶着他的肩，右手轻轻拍拍他的胸，“兄弟，消消气，消消气……我们做的不对……”姑父余怒未消，估计是自己气自己，“我侄儿不会在你们学校读书了，我们要转校，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统统都失望！”
——这也是校方关心的问题，孩子后路都想好了。言下之意，想怎么收拾他们就怎么收拾他们。
姑妈他们来干嘛？想要什么答案？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姑父们突然觉得跟这里的气氛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一行出了办公室，校长陪姑父来到操场，姑父告诉他，“教育局有人能办他（李老师）。”当警官和李老师经过他们身边时，姑父对警官说，“胡警官，你们怎么处置他，是你们的事情。”警官和校长对了一秒钟眼神，两分钟后，校长回到办公室。
警官带李老师去派出所做笔录了，走到警车旁时又去“堕落的房间”里看了惠贤，并问了几句话，算是履行一下程序。按说笔录是双方当事人都要做的，可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没有去。当然是惠贤。这也是姑父的疏忽大意，当时他向警官申请作为代理监护人的身份参与做笔录，被他拒绝，与其说被拒绝，还不如说放弃权利。可是惠贤，作为受害人却没被邀请去，实在是匪夷所思。
问题就出在，“只要孩子没问题。”当时姑父们感受到了人道主义压力——孩子重要还是惩罚施暴者重要——“你们有没有为孩子健康考虑？”因此，姑父犯了这个错误，确实不够冷静，或许是孩子的健康使亲友们更揪心。
随后，本着为孩子考虑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皆大欢喜”的提议，他们带着惠贤一家子五个人准备去县城。
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1、核磁共振，全面检查；2、次日去县教育局。
“娘家骄傲”说了几句温馨的话，卸下烦恼，一身轻松地扬长而去，当夜就冷静地、代表娘家回成都了。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估计姑父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
本故事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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