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贤(3)

作者: 袖手围观有来有去 | 来源:发表于2019-12-11 09:37 被阅读0次

            ( 三)婆婆

          我国绝大数地方把祖母叫“奶奶”,有些叫“婆婆”,而叫熟了就是“婆啊”,婆婆在孙子孙女面前自称“婆”,跟我们那地的“婆婆”不一样,我们那里所说的婆婆有两种,一、年迈的女士可以称为“婆婆”;二、公婆家,叫“婆婆”时带了儿化韵的,当着“婆婆儿”必须叫“妈”——都懂的。

          惠贤所在的地方对祖母的称谓就是“婆婆”。

          笔者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中部的一个小乡镇。县人口基数大,有156万人,相当于半个新加坡、半个多卡塔尔、两个多卢森堡。

        甚至也不偏远,也从来不是孤岛。从嘴巴说出来的话也不落后。

        所以,有的先进思想也能混进去,可是政策却难落实下去,比如都知道“男女早该平等了”,却仍然像阿三哥那边的种姓一样;再比如,虽然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却不知道金钱买不来时间(当然这种情形全国也普遍);再比如,他们都知道教育很重要,但是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被老师严加管教是一种幸福……诸如此类。

          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北宋初年,这个镇的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相继中进士,尧叟、尧咨还是状元,一些有情怀的酸人津津乐道,其实有多少人知道呢?临县还有一所保存完好的、全国知名的明清贡院,据说是当年乡试考点;从科举考试的层面来讲,绝不亚于眉山的苏门三父子。至于人才嘛,第一个章节已经粗略讲过了。

          该县自古以来都有重教育的传统和基因,至于学生幸不幸福、健康不健康,不是很清楚。估计也只有央视才有实力提供有力的参考。

          所以,若要问学生,“你们在李老师的班里感到幸福快乐吗?”读者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不过,幸不幸福也不是故事的核心。

        言归正传,咱讲故事。

        婆婆(奶奶)买菜回来了,见孙儿躺在床上,问:“欸!惠贤,你在干啥子?咋不去上课哩?”

          “老师打我了,”惠贤断断续续地、嗫嗫嚅嚅地说,“……他叫我不要去读书了……他说他不教我了。”

          “你是不是不听话了?”婆婆说,“打两下又有啥了不起,哪里有学生不挨老师打的,去上课!”婆婆推了孙儿一下。

          “哎呦!”惠贤大叫一声,额头渗汗,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婆婆推的地方正是皮带抽打的手臂。

          婆婆先前还以为孩子装疯卖傻,随后感觉有点不大对劲,打开灯,敞开门……

          婆婆六十七岁,眼睛虽还好使,可还是看傻了眼——,那张淤青的脸肿成肉堆,耳朵血红,孩子不愿翻身,疼。

          孙儿抽抽嗒嗒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最后他说,“我没有讲话。”

          也许他讲了话而不敢承认。他认为,如果在自习的时候讲了话,那么,被打是“合情合理”的,一点“不冤”,谁叫你讲话?至于讲话该不该被扇耳光,或者即使不承认错误而被胖揍,合不合理,应不应该。这些,不是惠贤要考虑的事情。

        在老师看来,不低头承认错误比自习课讲话不知严重多少倍。所以,撒谎、欺骗老师就该重打。惠贤不愿老师认为他该打,索性做实“冤情”,抗成“铁案”。他宁愿被踢,被扇,被抽也绝不能承认自己讲了话;还有一种可能:他没有讲话。如果讲话的话,同学们一定知道,也一定能证明他说了谎,这个同样很丢人。老实说,以孩子的心理,笔者似乎更相信后者,即他没有讲话。据说这个孩子继承了家族优良的传统——诚实,这孩子几乎从不撒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虽然小气,但不怎么记仇记恨,当然得分好歹情况。

        原因还是有一点的,他生活在没有必要说谎的环境,也没有什么虚荣的内需。

        最好的办法是找几个学生指证,问题是,学生说的话会考虑自身安危。学生的话也不可信,他们可能会说,“不知道”,“不清楚”,“没注意”。那么,老师就不能酣畅淋漓地贯彻自己即兴教育,疑罪从无嘛。所以,凭我当过多年学生的经验和经历,性格强硬的老师一般不会找学生来指证。尤其是打了以后,就更没可能了。

        再说了,区区小事而已。

        如此这般,学生怎么敢说惠贤没有讲话呢,除非有上级部门来调查取证,把李老师当作路人甲乙丙丁。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学生为了报复老师而诬陷他。

        在婆婆看来,如果孙儿因自习课讲话而被打,是情理之中的;可是遭到毒打,就另当别论了。

        笔者之所以纠结讲话没讲话的问题,是因为,其造成的心理后果是不一样的。讲话遭毒打,还拒不承认,那么对孩子心理负面影响要小于屈打所造成的伤害。你想,规规矩矩的,突然被一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胖揍一顿,还指责你“不规矩!”你会怎么看?如果你真的不规矩,还不承认,挨打了,至少心里会平衡些。你会说,“早知道规矩一点呀。”

        大多数老师都觉得现在孩子确实不好管教,父母不在身边,有时候父母自己舍不得打,就无私地“授权”给老师;老师们呢,反正打的再厉害家长也不怎么知道,孩子也不好意思跟家长讲。讲了也许还会遭致家长的二次打击。再说了,打孩子确实利于管理,会少说很多话,能有效的整肃课堂纪律。当打孩子成为一种习惯后,就如“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了。因此呢,他们的动作幅度不断的、不由自主的、无节制的加大升级;最后成了情绪发泄、保卫权威,甚至达到犯罪。如果这些孩子未来混出名堂,老师还可以认为自己功不可没,或是居功至伟。这是不是有些近乎“高尚”,我当然一点都不知道。

        惠贤就成了李老师所抓的典型。令人意外的是,老师可能没怎么在意这次“常规的教育”或许能影响自己的职业。

        所以,婆婆丢下孩子去找李老师。笔者前面说过,婆婆这一家人。她的女儿们落户全国各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受不了生养他们的家庭——奶奶的公公极端霸气,并厌倦女孩。三代单传,恰好呢,婆婆又生育了四个女孩。婆婆落户她公公家后就没少遭罪(笔者突然想起来自己爷爷,据说也是一特别霸气的古人,他是特别偏爱孙女,二十一个孙子孙女,却有十四个孙子)。尽管婆婆的公公婆婆死去了很多年,但她的儿女们没一个想待家里。这些儿女个个都有坚强的个性,不惹事但都不好惹。

        因此,婆婆也不好惹,她甚至顶撞公公——扬言跟他儿子离婚。据说有一年她来成都女儿家,坐公交车时,因一个乘客被女儿挤了一下,发生了轻微口角。婆婆护犊情深便与乘客顶起嘴来,哪怕对方听不懂一句方言——我管你是谁呢?婆婆生在落魄地主家庭,父亲教过书,做过干部,都认为知书达理。婆婆也明点事理,善谈吐,在当地也能受点尊敬。

        所以,婆婆决定找老师去。

        李老师恰好在教室门口,翘着二郎腿,仰躺在一个椅子上看手机。据婆婆后来说,“我最反感老师看手机,带坏娃娃。”

          “李老师,你打惠贤了?”这位媳妇熬成婆的老人很多年就不肯忍气吞声了。

          李老师抬起眼皮,打量“兴师问罪”的婆婆,他也没觉得来者不善,也很快就知道这位老人是惠贤的婆婆,和所有带孙儿孙女的婆婆没什么不一样。所以,他还是端着二郎腿,头也没多扭一下,至多辛苦一下眼皮。

          “嗯,”李老师慢条斯理地说,“打了。”

          “你为啥子打他呢?”婆婆问李老师,并说,“你不能赶他走哈。”

          “上课讲话啊,你回去问他呀,影响太坏了。”

          “你打重了哈,”婆婆保持克制,但语气一点也不轻。

            “重了?他该打,”李老师一如既往地,轻蔑的语气和语调。在他看来,这是正当教育,外人不得干预,他打了那么多年的学生还没有一个家长胆敢对他说三道四——

          这个婆婆真能搞笑,我教育你的孙儿,你不感恩老师,倒来指责我说什么“打重了哈”,什么逻辑。这个“打重了”还加个“哈”,真可笑,也令人受不了。

        不过李老师还有一种担心——,也许打的是重了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那么投入忘我,好像一种不可抑制的神力在背后为他加油鼓劲。仿佛打孩子的不是自己一样,这种体验连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只是努力要忘掉它,譬如将脑袋插进沙子里的鸵鸟。而他必须要用这种轻描淡写,甚至讥诮的语气来掩饰内心的慌乱——如果承认,是很丢人的事情,也很麻烦。索性自己先看淡一切,更能稀释婆婆的怨气,迫使其接受这个现实。

          婆婆先前还忍着悲愤的情绪,因为她知道,孩子还要继续读书。可她对放下手机偏着脑袋眼睛盯着前方,只是偶尔乜眼看看她的李老师愤怒了。

        “你打得好!”随后愤然离去。

          婆婆离开学校,在一个市店找到了一个姓雍的老师。

          我简单交待一下这个雍老师,这个老师时年59岁,还有一年就退休了。他教过不少的学生,其中一个是婆婆的女儿,也就是成都的四女儿。前几年,大概是2014年,四女儿,即惠贤的姑妈给雍老师的儿子说了一门亲事,他们两家都很满意。再加上四女儿是读书出来的,成绩优异,雍老师对此也有极深的印象。

          雍老师的家人在乡镇集市,也就是自家一栋四层楼房的底层铺面摆摊卖菜,雍老师忙里偷闲(说闲里偷忙也行),采购各类蔬菜干杂肉品。生意不错,生活也相当充裕。

          婆婆找到雍老师,三言两语告诉孙儿的情况。雍老师知道后,指使婆婆去找教务处的程主任,并教她怎么说怎么做。雍老师说,出了这个事他也很震惊,但是不便出面。随后雍老师溜进出租房看望了孩子,并拍了照片,嘘了一两口气,走了。

          婆婆找到教务处的程主任,并说明了情况。程主任为了解了情况,在婆婆要求下,看望了孩子,走了个过程。事实摆在他面前,也无奈地丢了一两句“应该没什么大碍”的朴素安慰。觉得这事可大可小,他单独找到李老师问明事由。当然了,李老师也为自己的“合情教育”尽力地做了一番常规说明。程主任建议李老师带学生去检查身体,李老师推辞一番,无力拒绝程主任的建议,终究还是答应了。

          他有理由忧心——婆婆居然找到教务处去了。他始终觉得,带学生去医院就是把事情扩大化的根源,他甚至有点埋怨程主任大惊小怪的。这种事情敏感得很呢。

          怀着怨愤和不屑一顾的轻慢,李老师还是开车带着婆婆和惠贤去了临镇(原区)的医院,随意检查一下身体。

        全时间没有一句歉意,亦或是内疚表情,彼此都很冷静。

        在医院,婆婆对医院特别人性化的程序也不熟悉,跑来跑去上蹿下跳的完全不在状态,慌慌张张的一老年人。李老师呢,也“帮不上什么忙”,与其尴尬地陪他们跑,还不如自己在车里等。反正多少钱,最后照单子付了就行。倒不是说车里要暖和一点,主要是那些医生要是问起来,“这孩子咋了?怎么到处都是伤呢?”李老师怎么回答?那多么尴尬!最关键的是,你要是热心帮他们,那么,越证明自己是忏悔的,是忏悔,那一定有错。所以,必须要用态度来证明,“你们说有事,那就有事咯,我还能怎么着?”他努力地帮助婆孙俩把这一切看得淡一些,再淡一些。只有保持距离才能让彼此都好受一点,最好是一句话都不说。不过,李老师还几乎真的做到了,除了说,“医院到了”、“多少钱?”以及“嗯、啊”什么的,他都做的很好。

          还有,“但愿明天到学校后依然如故,”李老师想,“不能让那些冒失鬼们认为我打学生是失当的。”

          离开镇医院,回到出租房已经七八点钟了,惠贤匆匆咂巴几根面条,穿着羽绒衣倒下床就睡了。虽然吃了消炎止痛药,惠贤还是痛醒了有两三次,最后一次持续了较长时间。估计是在想问题。比如,“我到底讲话了没有呢?”或是“怎么才能证明我没有讲话呢?”“我记得我明明没讲话的”、“我怎么好意思面对同学呢?太丢人了!”“李老师以后还会怎么对待我呢?我又怎么看他呢?”“我还能读书吗?我都不想读书了……”“我爸爸知道了会怎么样呢?会责怪我吗?”“我同学会怎么笑话我呢?”“那些曾经被我戏弄过的人会怎样幸灾乐祸呢?”“……”

        学校、教室、老师、同学,这一切变得特别陌生、纠结、尴尬、扰人,令人窒息。

        他努力避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越努力,越清醒,越清醒头越疼;脑袋后面的两根神经咚咚咚地跳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的,清醒,太清醒了;哪怕他一点也没有想“地震”的场景——全是“余震”。他索性睁开眼睛,看着屋顶,黑漆漆什么也看不清,耳朵嗡嗡乱响不停,分辨不出外面响还是耳朵里在响……他将羽绒衣的帽子戴在头上,收紧绳子,只露出鼻子呼吸——,他睡着了——头痛竟然分了他的心。

        婆婆呢?她也想了一些问题,为这个孩子,虽然操了不少心,不听话时也揍一下,骂两句,孙儿也从不顶嘴。但总归是听话的,婆孙俩的感情好得很呢。想想这事情闹的,以后再上学怎么办呢?怎么向他老爹交代呢?本来婆媳关系一般般,媳妇更埋怨自己;儿子又那么远,要不要告诉他们呢?……“明天问下雍老师再说吧,”婆婆想,老年人本来睡眠也不好,糊里糊涂地想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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