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效方考
关于奚效方这个人，在《巨野教案调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刘德润奚老五）二人商议后，便一道投奔在安徽省太平府采石矶任清定武军营帮带（副营长）的奚效方处避难。奚效方是奚老五的本家，又是刘德润的故交，很讲义气。
采石矶，在今当涂县境内，与南京燕子矶、岳阳城陵矶并称“长江三大名矶”，清末民初，先后有两支军队在此驻防。
之一便是1868年成军的，前身是曾国藩“湘军”水师的清绿营建制长江水师。当时驻防安徽太平府的是提标中营，衙署设在太平府，辖守备三名，分驻太平府城河、采石矶、和尚港。
据史料记载，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招募士兵往往以县籍分营，勇丁之间是同乡、同族、亲戚等关系。
而湘军水师在改制为长江水师后，主要便是沿江巡防维护水上交通安全为主，一直到裁撤也没参加过战斗，因此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地战斗减员；而且，光绪二十一年（即1885年），醇亲王奕譞(xuan)便提议将长江水师先裁一半；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即1897年），光绪帝又批准了御史李擢英将长江水师“裁去二分，酌留一分”的提议；清同光实录里也没有关于长江水师募兵的记载；根据后人研究，当时的长江水师也有小范围的募兵，但只是招募沿江渔民为水兵，不会远赴山东曹州征丁。
因此可以断定，奚效方绝不是在驻防采石矶的长江水师提标中营当兵，况且，驻防采石矶的长江水师也没有“定武军”的别号。
之二便是张勋的“武卫前军”。
根据民国大事记记载：民国三年(即1914年)一月，张勋部武卫前军7营2000余人进驻当涂。民国四年（即1915年），张勋将其这支名为“武卫前军” 的军队改名为“定武军”。又据民国大事记记载：民国六年（即1917年）7月，驻当涂、采石两地定武军(即武卫前军)因不愿接受安武军改编而哗变，并沿街抢劫。10月，定武军被改编为“新安武军”。11月，陆续离境。
张勋的这支“定武军”曾经驻防采石矶，但是其驻防日期为1914年至1917年11月，与“巨野教案”发生的时间1897年不符，所以也基本排除奚效方曾在这支军队里任帮带。
为什么说是基本排除呢？
查张勋“定武军”前身为“武卫前军”，而这个“武卫前军”的名称来自袁世凯，即张勋的这支“定武军”便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编练的“新建陆军”的一支，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便是在1894年由胡燏（yu）棻(fen)在天津马厂试练的“定武军”，袁世凯是在1895年接手并将其改称为“新建陆军”的。
根据记载，1894年胡燏（yu）棻(fen)在天津马厂编练新军时，其募兵的主要地点就在天津和山东两地；而袁世凯接手后又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并且袁世凯1899年携其“新建陆军”任山东巡抚时，又在山东境内募兵将其部队进行了扩充。
所以，有这样一种可能：奚效方最初在胡燏（yu）棻(fen)的“定武军”里当兵，或者是袁世凯接手后被募为兵员， 从军后分属张勋的“武卫前军”，并且在1914年随军驻防安徽太平府采石矶，任帮带。
这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在于：鉴于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即便部队几易其名，但是在民间往往还是习惯于用最早的名称来称呼，加之募为兵员后又少与亲邻往来，即便有往来，也不会常常将自己部队的番号挂在嘴边，因此亲邻仍以“清定武军帮带”为奚效方的官职当不足为奇。
但是，“巨野教案”的发生时间是1897年，而这支军队在采石矶的驻防时间是1914年——1917年，从时间上来看，根本说不过去。
或者刘德润和奚老五的确曾投奔于奚效方，但并非是前往安徽太平府采石矶，而是去了奚效方当时驻防之地，只不过后人将投奔之事和奚效方之后的驻防为官之地硬生生捏在一起，又或者当年参与《巨野教案调查记》的采访者将其硬生生捏在一起。总而言之，这段史料有误已确凿无疑。
又，刘德润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巨野教案”发生的那一年他52周岁。假设奚效方是1894年应募到天津参加了“定武军”，当时定武军招募士兵的年龄限定在16——22岁之间，最大放宽到25岁，也就是说奚效方的生年应该是1869年——1878年，也就是说刘德润比奚效方大25——34岁。年龄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可能成为故交？
再者，当时定武军招募新兵是相当严格的，除了有年龄限制外，还规定吸食鸦片或犯有事案者，以及“城市油滑向充营勇者”一概不收；并且必须是土著，应募时须报三代家口住址和指纹箕斗数目，说不定还有可能需要地方官员出具介绍信。据史料记载，清廷原计划招募十万定武军，但胡燏（yu）棻(fen)认为难度太大，于是请旨先招三万，可实际上到他离任也才只招募了十个营计五千兵丁，而袁世凯接手后到他1899年任山东巡抚也仅仅发展到七千人。由此可见定武军招募新兵的标准是非常苛刻的。
很多关于“巨野教案”的调查记述等都提到刘德润是“义贼”，从事“抱凤凰雏”绑票行为，又与大刀会的骨干分子过从甚密，那么若奚效方与其是故交，则奚效方又能干净到哪里去？鉴于定武军招募兵员的严格限制，奚效方能否顺利招募进定武军都很难说。
并且，当时袁世凯编练新军时仿照了西方的军队建制，设镇、协、标、营、队（相当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帮带即是副营长。这些将官的年龄也是有限制的，袁世凯规定任一协“协统”的将官年龄不能超过45岁，而作为营级副长官的帮带，其年龄限制应该小于40岁，或在30岁上下。假设奚效方与刘德润是故交，再假设奚效方因特殊原因超龄入伍，那么在1897年，其年龄应与刘德润相仿，在50岁上下，这个年龄别说是帮带，就连“标统”也是不能担任的，更有可能因超服役年龄而光荣退伍。
在1897年前后驻防安徽太平府采石矶的部队是绿营建制的“长江水师”，前文有述，“湘军水师”及改制后“长江水师”的兵将皆征募于湘乡或为长江流域的渔民。
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性，奚效方随乃祖客居湘乡或长江流域，适值“湘军水师”或“长江水师”征兵，奚效方应征入伍。
带着这个假设，笔者翻阅了《奚氏家谱》。
据家谱记载：奚阁奚氏第十九世奚效方，字子纯，配田氏、魏氏、陈氏，定武军帮带、记保中校，父十八世森桐。森桐是十七世维扬长子（武庠生），后出嗣给维扬的大哥进扬。
进扬和维扬的父亲是十六世玉瓖，玉瓖为十五世登元独子。登元父为十四世澄，澄父为十三世朝仕，朝仕生三子，一为注，二为澄——出嗣给朝仕大哥朝佑，三为芹芳。
澄有四子，分别是瑞祥（监生）、呈祥（监生）、考祥（庠生）、登元（字奎昇号云衢、乾隆甲寅科武举、候选千总）。芹芳为候补按察司知事，据家谱记载其“有善行，祀乡贤，邑乘有单传（单传迷失）”，生二子，长子连元（监生）次子善元——既为同治年间结砦抵抗太平军及皖匪流寇的奚体乾（又称惠敏先生，《巨野县志.艺文志》有单传及德望碑文）。
善元生三子，分别是玉玲、玉瑚（廪lin贡生，由团练保举训道加捐训导并保知县，五品衔，人称文肃先生，《巨野县志.艺文志》有单传及德望碑文，另有其撰写的《重浚菏水故道碑记》一文）、玉瑗。玉玲生十七世福臻，福臻生十八世金兰，金兰为效方族叔。
从家谱记载来看，奚效方上查五代都是本乡土著，也没有其五代内先祖远赴湘乡及长江流域一带为官出仕的记载，因此，完全可以排除奚效方于“湘军水师”或者“长江水师”入伍的可能。
我所参考的这套《奚氏族谱》编修于民国二十四年，即1936年，据家谱记载，奚效方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廷次子文平。家谱中没有记载长子文廷的后代，但记载次子文平有一子名宽落，宽落之后无记载。因宽落未单独入谱，所以可以推断得出，民国二十四年编修家谱时宽落尚不足适婚年龄，约3至18岁之间。由此推断文平的年龄大约在23至38岁之间，鉴于文平是次子，那么民国二十四年时，效方的年龄大约在53至67岁之间，那么效方的生辰大约就在1869—1883年。根据家谱推算得出的效方生年区间与上文推断的生年区间基本一致，从而或许可以印证奚效方与刘德润之间的年龄差距应当在25岁-34岁之间。
从家谱记载来看，奚效方祖上五代几乎每代都有功名在身，与其一脉相承的十五代祖善元、十六代祖玉瑚更是有单独传记载于民国九年《巨野县志》以颂扬二人丰功伟绩。想来奚效方的家庭教育应该偏重于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其父辈应当明令禁止奚效方与刘德润这样从事“抱凤凰雏”的义贼交往。
在《巨野教案调查记》中频繁提到一个外号“奚老五”本名叫做“奚际田”的人，他和刘德润一起前往太平府采石矶投奔奚效方，《巨野教案调查记》的作者认为奚效方是奚际田的族叔。
其实不然！
据家谱记载，奚际田是奚阁奚氏十八世，而家谱中明确记载奚效方是十九世，也就是说奚际田应该是奚效方的族叔。家谱又载，十七世福清育有五子，分别是老大际文、老二际武、老三际冉、老四际雍、老五际田。在奚氏家谱中名作际田又排行老五的仅此一人，因此可以断定，此际田就是彼际田。至于将二人辈分关系讹传搞混的原因，料想应该是当时采访时，由于被采访者语言不详又或者是采访人没听真切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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