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卡佛，以及他的小说，本不应该是一件费人心思的事。因为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无止境地去纵深挖掘，恰恰相反，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地简化还原。我们不可以把卡佛认定为是一个蓝领，酗酒者，再婚者，瘾君子，甚至“极简主义者”——卡佛始终拒绝别人给他贴上这个有褒义倾向的标签，我想，大概是卡佛自认为他在遵循“真实”的原则下，已经对生活做了尽可能详细完备的描述——这不是真正的卡佛，这些身份和卡佛无关。对于卡佛的小说，我们也不能根据其内容，从阶级的立场出发，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美国蓝领失望录”。要知道，卡佛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它的小说也只是小说而已。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卡佛和他的小说，都是清白的。
的确，如果用传统的美学观念去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卡佛的小说，始终处在美学之外，它和美几乎没有丝毫瓜葛。它没有康德式的悲壮，也不徘徊于叔本华的欲望和痛苦之间，它更不具备尼采慷慨激昂的生命意志。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这些花哨的学说，我们都无法在卡佛的小说里找到。
那么，卡佛究竟说了什么？他究竟想表达什么？一部不具备美的小说，究竟有何存在的必要？
对于这一点，我只能如下含糊闪烁地回答：卡佛的小说没有美，但是它超越了美。它在美学的止境之处，它是美的尽头。但是，它不是连缀在美学这条通途上的一个点，它和美的关系只是——卡佛用小说终结了美。
仅此而已。
想要进一步做进一步地探讨，我们有必要厘清“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差异——我真的不想大谈这些空洞虚无的主义，但是，此刻如果不动用概念手段来进行阐述，我想我就别无他法了。
可以这么说，现代派和后现代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现代派是“认识论”的，而后现代是“本体论”的。认识论强调的是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而本体论则致力于表现世界本身。也就是说，认识论是一个过程，抑或称之为一种手段，透过这个过程，或者利用这种手段，我们能够获取一种终极意义。在这一点上，现代派和现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地罗列，得出一种他们自身认为是正确的必然结论，巴尔扎克和左拉一生都致力于做这种事，而且乐此不疲。而现代派的小说家则相对清醒审慎。他们也在罗列事件，可是他们却获得了一种迥然相悖于前辈的答案。透过现代派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揭示的终极意义，它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在向我们揭示——没有什么必然，没有什么正确，也没有什么逻辑，人生不过是偶然的，荒诞的，毫无意义的。
正是现代派的这一终极意义让后现代派猛然醒悟——如果认知的过程最终通向“毫无意义”，那么认知的过程也就成为一桩“毫无意义”的事。于是，后现代主义猛然刹住了前进的车轮，它不在向前，因为现代派已经指给他们前方只是一片虚无。后现代停下来，甚至转过头，去面对世界本身。
纵观卡佛的一生，除了一些零散的诗歌之外，他的全部作品都是短篇小说。他把自己写短篇小说的原因归结为写作时间不够——在卡佛成名之前，他写作的座椅都是借用的别人的。所以他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时刻担心物主会把他屁股下的座椅收走，因此，他只能去写短篇。我认为这只能当做卡佛自嘲的玩笑，因为他在成名之后也没有写过长篇。成名之后的他时间是完全自由的，更不必为屁股下的座椅发愁。所以，卡佛写短篇就如萧邦把自己的乐曲做得短促一样，只是一种策略。
卡佛曾经为自己认祖归宗，他把契诃夫当成楷模，他曾经在自己的小说《差事》中描写过契诃夫之死。两个人同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但是，除了他们都写短篇之外，几乎没了共同点。如果硬要再找出一条的话，那我只能说，他们都是不幸的人。或者说，他们都是幸福的人。
或许，在卡佛成名之前，在他那把借来的座椅上，他就已经考虑过——全部大于个体总和，事件的总和不是事件。他明白，事件一旦罗列，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几件事，而且它会自动产生外延的意义。而意义，要不就是现实主义的片面错误，要不就是通向现代派的虚无。因此，卡佛极力去规避这一切。短小精悍的小说成为他的不二之选，而且在小说中，他竭力写短时间内的某一件事。
我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那里借来一个词来形容卡佛的风格——只是描写一些“原子事实”，或者说“原子素材”。原子事实或者说原子素材用以区别“复合事实”，或者“复合素材”。在罗素的眼里，木头是一种“原子素材”，它确实存在。而椅子则是“复合素材”，它实际上不存在，它只是一种“逻辑虚构”。所以，卡佛看到只是“木头”（原子事实），而不去追逐虚构的“椅子”（复合事实）。卡佛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一种彻头彻尾地真实——“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三成五的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卡佛自话）。因此，他拒绝了“极简主义”这个标签，大概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佛自认为他在遵循“真实”的原则下，已经对生活做了尽可能详细完备的描述。
试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卡佛的小说相比较。读罢《百年孤独》，我们会下意识地产生很多结论，人生的孤独，无可皈依的苦闷，不可抗拒的命运……仿佛有一种惯性存在着，推着我们走出小说，得出一系列结论。（很多人说马尔克斯是后现代派，主要是他们无法弄清什么是后现代而乱贴标签）
但是读卡佛的小说，我们不会产生什么小说以外的想法。《百年孤独》的终点在小说之外，而卡佛的小说本身就是终点，此外，它什么也不需要了。它停留在本体论上，瞄准了世界本身。如果你发现这两个小说家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你就会对《百年孤独》不以为然，“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确实，卡佛比马尔克斯走得要远。
卡佛曾经这么说——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卡佛仿佛意识到了传统小说对于读者的欺骗。在他看来，人生既没有价值，也不存在悲剧，同样没有荒诞可言。在这一点上，卡佛不是孤独的。罗伯格里耶的观点和他惊人地相似（在这里，我需要向罗伯格里耶抱愧，因为我曾在《白描》中说过他的坏话）。在罗伯格里耶看来，这个世界只是世界，只是存在着而已。至于其他，那都是子虚乌有。悲剧的崇高和乐观主义的希望都属自欺欺人。
世界只是存在着而已。他们共同从这一本体论的假设出发，去描写一种原子事实。只是他们最终的落脚点不同。罗伯格里耶的世界是静态的，卡佛的世界是动态的。罗伯格里耶描写的是被生活淹没的世界，而卡佛着意于描写被生活淹没的人。我可以这样简单地区别两人：
罗伯格里耶：玫瑰花是带刺的。
卡佛：玫瑰花在凋零。
没有希望，没有意义，没有悲剧，没有荒诞……他们就这样悠长地盯着这荒凉贫瘠的世界和瘦骨嶙峋的人生，尽管他们于事无补，尽管他们照样得和我们一样坐以待毙。但是，他们的行为却的的确确是人类最后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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