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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鼎记》中，妓院不仅是男一号韦小宝的出身地，而且与官场、江湖并为全剧出演的三个主要舞台。最经典的是韦小宝成为康熙亲信后回扬州，一帮子地方领导陪着江湖背景的韦小宝听歌妓唱小曲，成功地把三大舞台凑合到一起。可惜那歌妓不够年轻美貌、小曲不够低俗下流，结果韦大人“听得十分气闷”，辜负了地方干部的一片心意。
这种场景其实不该出现，因为朝廷早有禁娼之令，韦大人身为高级干部应当带头洁身自好。记得当朝顺治五年的文件，就重申了明代法律中禁止以良为娼的条款。顺治九年清世祖再次下令，禁止以良为娼。这些是指民妓，后来官妓也禁。《皇朝通考》说：“顺治十二年仍设女乐，十六年后改用太监”。所谓女乐，就是官妓。领导身边都用太监代替官妓，民妓当然更要取缔。《雍正会典》指出，“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又说“康熙十二年……勒令提取伶人娼妇者，严行禁止”。看来，朝廷真是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啊。
韦小宝位高权重时，正是康熙朝。从规定上讲，《鹿鼎记》里以丽春院为代表的一批妓院若想拥有合法经营权，应当比较困难。就个人看法，不仅前述之扬州官员陪钦差大臣“提取伶人”的现象有诬蔑之嫌，而且韦小宝念念不忘扬州妓院中的“九大名院”、“九小名院”，以及全剧大量发生在妓院的情节，其真实性都十分可疑，作者用意更不得而知。
尤其当韦小宝重回丽春院时，曾听隔壁有人打骂民女、逼良为娼，这种公然抗旨的行为，令人很难置信。若按康熙开始修订的《钦定大清律例》规定，“买良家之女为娼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者与同罪”，“逼勒卖奸图利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发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失察之该地方官，交部照例议处”等。作为朝廷高官，韦小宝应当在扬州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
如此说来，难道金庸对历史的把握有误么？也不见得。或因朝廷禁令落实到基层还要时间，或因基层干部作风不实落实不力，反正清朝初年，禁娼令常有，而娼妓也常有。比如清代学者朱彝尊，康熙年间长期流连妓院，留名在其诗册的妓女就有吕二梅、晁静怜等七八人。
仔细想想这也正常，当有禁不止成为常态，当禁止需要重申，当重申需要再次，现实当然不言而喻，何况到了后世乾隆朝，皇帝南巡还亲自视察妓院呢——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这种情形咱们多么熟悉啊。难怪日本《唐士名胜图》描写乾隆朝的北京，“最可玩味者，莫如戏楼与妓馆”。所以对于丽春院来说，个人以为，它在康熙朝只是夹缝里求生存，如能延续经营到乾隆朝，那才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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