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1
古人记岁按虚岁。柳宗元三十三岁担任礼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级公务员——的时候，实际才三十二岁，还没有笔者我现在的岁数大。彼时的柳宗元，大概料想不到如今已是自己的人生巅峰，更料想不到，这个人生巅峰，只持续了短短一百来天。
这也怪不得柳宗元。我们自己，又能料着自己什么呢。
柳河东祖上辉煌，作为薛、裴之外的“河东三著姓”之一，柳家虽不及袁绍他们家族“四世三公”，但在八世里边，到底也出了二十来位政治局委员。家族形势的急转直下，全在于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是王皇后的舅父；而王皇后，则是武则天的死对头——
即便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不局限于唐代，武则天也是响当当的奇葩，前后五百年都出不了一位的人物。
当然，同样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不局限于唐代，唐顺宗李诵也是响当当的奇葩，前后五百年都出不了一位的人物。
柳家跟皇室奇葩犯克，这种缘分和几率，真是让别人爱莫能助。
在李诵同志意外中风之前，陪他下棋的王叔文可能也料想不到，自己把持朝政大权的方式会如此诡谲而轻易。与此同时，他可能还跟当时宫内的部分宦官，至少是李诵信任的宦官，保持了良好的公私关系，比如后来不断传话的李忠言。这或多或少让他对于宦官群体的判断逐渐滑向天真和幼稚，生理上的优越，容易让他有意无意地忽视某些血性、甚至是血腥的一面——他可能真的以为，禁军的兵权就像玩具一样，想给就给，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可就算事态还没发展到后来连皇帝的废立都取决于神策军的程度，把别人想象得这么怯懦可欺，也实在是过于儿戏了。
当然，主持永贞革新的那“二王八司马”里——对于这个后世成王败寇的总结，我们要千万小心断句的位置——又有几个不天真、幼稚、近于儿戏的。有时候看他们办事的方式，能耐本事，真不比大学里折腾一个社团或者学生会复杂多少；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柳宗元。
当柳宗元为王伾、王叔文赏识，与刘禹锡同僚，从首都郊区的公安局局长调任中央监察部高级公务员助理，进而步入自己最终的人生巅峰时，他所想的，大概只是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时候到了。
毕竟，一个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的奇才（唐代“五十少进士”，五十岁中进士就算年轻有为了），二十六岁第二次考博学宏词科就能考中的诗、赋、议论大拿（有个人曾经感慨道：“夫博学宏词科者，岂容易哉！”这个人叫李商隐），二十八岁就能给全天下指点文章技法的金牌作文名师，到了三十三岁才执掌权柄，可能还觉得太晚了吧。
也是。如果这么算的话：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已经走完了人生的百分之七十。
2
安史之乱后十年，柳宗元出生。此时的唐王朝，内困于宦官，外制于藩镇。基本上，当时只要是所谓“有识之士”，都能看出朝政的问题，但从柳宗元出生，一直到唐王朝灭亡，这一百来年，谁也没有办法钳制住双方，反而眼睁睁地看着二者各自癌变般一步步壮大：宦官掌了神策军，而藩镇出了个朱全忠。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王八司马”面临的情势，的确是这个不断恶化的事态里较为轻松的；而遗憾的是，他们自己，恐怕也是这么认为的。对于他们而言，最艰难的时刻，要属唐德宗病危之际：李诵已经中风了，俗话讲：抽过去了，要是此时李诵不能即位，自己原先的谋划布局就要付诸东流。这时候的革新集团，意志坚定，众志成城，倾其所有，引导舆论，力排众议……无所不用其极，终于让李诵成了唐顺宗。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中风皇帝。
然后他们就好像松了弦、泄了劲儿一般，散漫潦草地开始了他们一点也不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
对付宦官，他们取消了宫市，干掉了五坊——每每看到这条的时候，我都会恍惚间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这主要是为了向白居易致敬，毕竟《卖炭翁》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可白居易只比柳宗元大一岁，甚至不能算是柳宗元的文坛前辈；而《卖炭翁》的创作年代，居然是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唐先宗元和年间。
这种虎头蛇尾、令敌人“愈挫愈奋”的事情，在永贞革新里，比比皆是。
他们想收回宦官的禁军指挥权，结果先裁减了19个宦官，停职停薪，打草惊蛇，一下子就把自己树立成了宦官的对立面。再想温水煮青蛙的时候，人家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
对付藩镇，他们声称要收回藩镇的财政大权。当藩镇节度使想跟革新派套磁的时候，革新集团的反应是：要把人家派来的使者给宰了。结果居然也没宰成。
捎带脚地，他们也惩治了一些朝廷里的贪官、蛀虫。结果就是搞得人人自危，把可能拉拢过来的外援，一脚踢给了自己的敌人。
就这么搞，能坚持100来天，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
然后他们为了坚持这么搞下去，能一直拿顺宗当傀儡，得罪了后来最大的BOSS——太子李淳。淳厚的太子李淳，后来改名为纯粹的太子李纯，纯粹的太子李纯决定只用支持自己的人；他的眼睛里已经揉不下一粒沙子了，所有阻碍自己上位的蝼蚁，都别想有好果子吃。
哦对了，革新集团内部还分裂了，韦执谊还不听王叔文的。大势已去，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一个月后，顺宗被迫禅让，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在此之前，二王被贬，王伾同年病死，王叔文翌年赐死。
三个月后，柳宗元被贬到了永州。
3
永州是个好地方。大水，多雨，二者互为因果。瘴疠，类似于恶性疟疾，跟前二者互为因果。有好些不俗的土特产，比如大马蜂，比如蝮蛇——这个蛇老厉害了，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这么写过：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然而这都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事情是，永州市副市长柳宗元，在携眷来到永州之后，发现组织上没有给自己安排住的地方。
找来找去，柳宗元找到了龙兴寺。这个地方，好就好在，没有人住……寺庙的院落里，野生的大水鸟在旁若无人地嬉戏；寺庙的厅堂里，茂盛地生长着多年生草本植物、《诗经》里的名角儿——蒹葭（“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
所以说，永州好啊。有多好呢？大概就相当于，中国的“西伯利亚”吧。
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写了——不，我还没想说《永州八记》。我想说的是《三戒》。
《三戒》讲了三个动物：麋鹿，驴，老鼠。《三戒》开篇，柳宗元开宗明义，说他常常痛恨世人，不知道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仰仗外物逞强。有的人倚仗权势，触犯他人的利益；有的人实施雕虫小技，激怒强者；而有的人利用时机，肆意猖狂——这样下去，早晚都会招来祸患。
就目前的通用讲法来说——
《临江之麋》，“影射了那些无才无德、依势放纵、恃宠而骄的奴才，讽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讽刺了那些无自知之明，认敌为友，结果招致灭亡的人”；
《黔之驴》，“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影射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
《永某氏之鼠》，“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
好家伙，每篇短小的寓言都能讽刺那么多东西，真是言近旨远，微言大义，快要比得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了。
而且感觉，好像是柳宗元被贬了以后，心中不忿，要借这三篇寓言，给忝列高层的那些卑鄙小人们，送上来自永州的最恶毒的诅咒！
如果我们要把柳宗元塑造成一个百折不挠的斗士形象，这么讲当然也没有问题啦。但有一个坎我们是过不去的，那就是《黔之驴》的最后一段。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通常讲《黔之驴》，这一段往往是被忽略掉的，因为这一段中柳宗元的议论实在是有些暧昧含混，不够伟岸正直。他讲来讲去，讲的居然是为这头驴可惜！真要是讽刺“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有什么好可惜的？真要是讽刺“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有什么好可惜的？
这个往往被遮蔽的最后一段，是破解《三戒》真意的关键。毫无疑问地，柳宗元在这里，是拿黔之驴当做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为其悲痛，为其叹息，为其悔恨。悲的、叹的、悔的是什么呢？
不知藏拙。不知避祸。
真是笨啊！真是蠢啊！真是“愚”啊！
“愚”？
是的，柳宗元还写了《愚溪诗序》，里面提到了“八愚”。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愚，只有我柳宗元是真愚：这恐怕并非什么反讽，而是单纯的自况。
细读一下《三戒》的文本，除了麋鹿、驴和鼠外，还有三个角色：犬，虎，人。这三个隐藏在文本中的真正主角，居然严丝合缝地暗合了永贞革新的三个对立面：宦官、藩镇，唐宪宗，恐怕也不仅仅是巧合。
这样推想而来，《临江之麋》，主要讲的是二王的天真和幼稚，只因跟顺宗手下的宦官亲昵，就忘记了宦官嗜权嗜血的本性，麋鹿是临江之“人”打猎打来的，正如王叔文最早的身份不过是陪李诵下棋的宠臣；而《永某氏之鼠》，《三戒》中唯一发生在永州的一篇，则是公开向宪宗表示忠心，宣扬德化，认为英明神武的皇帝一登大统，永州当地为非作歹的害人虫，将势必被一扫而空。
至于《黔之驴》，这头驴，说的，约略就是柳宗元自己。
他不但埋怨自己只有冠冕堂皇的大嗓门和毫不精湛的搏斗技，还不懂藏拙，不知避祸，而且对于引荐他加入革新集团的二王，也未必没有发牢骚的心情——我之所以笃定地认为《黔之驴》是柳宗元的自我忏悔之作，因为这头驴之所以会来到唐代的黔中道（其统治区划只占贵州很小的一片地方，主要之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是因为，“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好事者”。
翻译过来就是：
我这个人压根没什么本事，你说你们，多的什么余啊！
等真到了《永州八记》的时候，柳宗元好像已经看得开了点儿了。比如《潭西小丘》：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放京郊一天涨价一千两都快买不着了，在永州四百两还卖不出去，正好给我留着，缘分啊！这种看开，也可能是顺时性的，也可能是间歇性的，不好说，也没必要较真。
不过，从鲜活可感的人性层面，私以为，这八篇开宗立派的山水游记，远不比《三戒》来得重要。
4
这种悔之犹恐不及的表现，以及对当今皇帝英明神武的拥护，不仅体现在《三戒》里，而且体现在柳宗元写给中央高官的一封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中——
写给国防部要员李建：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神经病，我很正常，你看之前你说让你哥哥关照我，你看能不能帮我给你哥哥递个话？
写给中央顾问萧俛：朝廷打这一仗肯定能胜利。胜利之后，肯定要天下大赦。您可得抓紧这机会啊，你得让皇帝的恩泽的阳光照在我的头上才行；
写给长安市长兼公安局长兼人民法院院长许孟容：我现在浑身上下泼的都是脏水，没办法，说不清。您是在朝廷里头有声望的人，您还得替我做主，您得在皇上的跟前，在重要的大臣跟前得替我辩白，我是一个清白的人。
写给宰相李夷简：您不救我谁救我呀？我这命就攥在您手心里了，您看着办吧！
写了这么多信，有用吗？
好像有一点。柳宗元在永州待了十年之后，被调回了中央。
写了这么多信，真的有用吗？
好像……并没有。
柳宗元调回中央后，两个月，被贬到柳州。
当然，这估计也少不了他的好朋友刘禹锡的“神助攻”——“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柳州这个地方，比起永州来，怎么样？
这么说吧，柳宗元同志来到柳州以后，办了这么几件事：
1、过去柳州人借钱，拿自己的孩子抵押，还不上了，孩子就自动成为人家的奴隶，做牛马驱使。柳宗元规定：孩子在债主家干活，可以算工分，可以算还债，债务结清，一样可以回家；
2、带领柳州百姓，打了几口井，破除了当地的封建迷信；
3、带领柳州百姓开荒……
这么一个蛮夷之地，称之为西伯利亚里的西伯利亚，好像也不算怎么过分吧……
就在柳宗元被召回中央、又被贬到柳州的这年秋天，他登上柳州城楼，想到了自己的同僚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现在与自己一样二次被贬，分别出任漳州、汀州、封州、连州刺史，感慨万千，写下了本文一开始的这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在柳宗元的诗歌里面，这首诗已经算写得相当不含蓄的了。首联写自己登上城楼，满眼荒僻景象，自己的愁思如海，如天，无边无际。颔联借用芙蓉、薜荔的意象，写我们这些同僚都志趣高洁，颇有情操，却被又急又密的政治风雨，持续不断地打击着。颈联写我们被贬的地方距离中央山高水远，阻碍重重，愁绪也百折千回，难以纡解。尾联进一步强调这些地方都是蛮夷所在，我们彼此就算想通个音信，也真比登天还难。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体认、感知到，柳宗元的诗歌，总体上的手法还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于象，遣词造句并没有刻意营造凄惨凌厉的氛围，比起牢骚满腹刘长卿的直白外露，还是要淡泊宁静得多。
说到淡泊，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这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淡泊么？还有比这样一副静谧至极的渔翁垂钓图，更淡泊的么？
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至味”，恐怕只有柳宗元自己，才能感受得最为真切：
我年轻过，有才过，有为过，被废过。我豁达过，我豪迈过，我也认怂过，我也忏悔过。
我有过有难同当的朋友，我有过平步青云的朋友，我有过沉沦下僚而后身居高位的朋友，然而他们于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的人生有过巅峰，我的人生有过谷底，我的人生有过转机，我人生的转机，又不过只是昙花一现。
“寄至味于淡泊”，苏东坡拿这个话，评价柳宗元和韦应物。如果说二者之间多少有些分别，那自甘寂寞的韦应物更应占“淡泊”二字，另外的“至味”，则必归属于柳宗元不可。
5
柳宗元四十七岁的时候，病逝于柳州。当年朝廷已经大赦，可是柳宗元，已经等不到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机了。
根据刘禹锡日后的归宿，这人生的第二个转机，算得上着实不错呢。
刘禹锡当年被贬播州的时候，柳宗元主动上疏，要求替代刘禹锡，把柳州这个西伯利亚里的西伯利亚让出来，自己去一个连西伯利亚里的西伯利亚都不如的地方。虽然刘禹锡多多少少连累了柳宗元，但从柳宗元的诗文里看，并没有怨怼刘禹锡的意思，还能为朋友两肋插刀——虽然他的两肋上，也不怎么缺刀。
韩愈对柳宗元当政时候的表现，对待自己的态度，其实也不怎么满意。但毕竟还能在唐宪宗在位的时候，给柳宗元写墓志铭，虽说结论狡猾了一点，但毕竟也流传下来了。
在柳宗元单纯又复杂的人格里面，一定少不了厚道的一面。我觉得。
20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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