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1627年）战争以来，在朝鲜内部一直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当时，在兵临城下的危境中，力主和议的一派占了上风。和议告成后，后金每年需索勒逼，朝鲜忍气周旋。有个大臣叫玉堂，他流着泪说：“竭生民之膏血，烯行人之玉帛，卑辞乞怜者，十年于兹矣！”这话说得很令人痛心。
他们已经忍受了十年苦楚，他们要重新振作起来。主战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髙涨。他们一听说金汗称帝，纷纷上疏、面奏，痛斥后金。掌令洪翼汉说：“臣自呱呱堕地之初，只知道有大明天子。我们尊他（指淸太宗）为帝，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他建议杀掉来使，割下头，连同他带来的信，一起交给明朝。大臣玉堂说：“金虏称帝是窃伪号，我国将成为他的属国，向他称臣，这是以堂堂礼义之邦俯首于犬羊之虏。”他主张将使臣拘禁起來，不准到京城。过了几天，太学生金寿弘等一百三十八人上书国王，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这些人还斥责主和派，要求处死他们以谢国人。李淙以为这样做，有些过份。
最后，他确定了如下方针：（一）不接见来使，（二）不接受联名信，（三）不派人“劝进”英额尔岱率使团一到京城，就被监视起来，他们住的馆舍也派了军队把守，气氛很紧张。他们一出门，很多老百姓拥塞道路围观，有些小孩子拾起碎瓦、石块向他们投掷。显然，朝鲜举国上下已掀起一股仇视金国的浪潮。英额尔岱大怒，率使团不告而辞。
李棕既不阻拦，也不欢送，只派人追上使团，把他写给太宗的信交使团带回。同时，他下达动员令，调兵遣将，实行全国备战。这些备战的谕旨也被英额尔岱弄到手，回到沈阳，一并呈上。
太宗看了信，知道朝鲜决意断绝和好，便召集诸贝勒大臣，传示了这封信。此刻，在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进行战争，大概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太宗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冒失失地就兴兵征讨。他还要等一等，先礼后兵，决定再派使臣致书李馀，陈说利害，要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亲信大臣送到沈阳作人质，来表示诚意，否则，再议兴兵。三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四月，太宗举行盛大的登基典礼。从这时起，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朝鲜使臣罗德宽和李廓也参加了典礼，但惟独他们两人不参拜，不行大礼。
太宗被使臣的傲慢深深激怒了，气冲冲地说：“这都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于朕！”在罗、李两使返国的时候，太宗修书一封，让他们带绐李淙。他们在途经离国境不远的通远堡地方，给当地守臣写了一封佶，然后走了。信写道：“朝鲜春季来使罗德宽、李廓明告金国驻守通远堡大人：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忽生异心，以势逼迫。但吾首不能自断，一切羞辱，俱已受尽，此古今所无之事也。今幸得至我界，甘受国法而死，尚复何言！”
罗、李通知通远堡守臣，太宗给李惊的信已留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装在马背上的一个鱼米驮子里，让他们赶快取出来，转给太宗。原来，他们临回国前，英额尔岱和马福塔奉命把太宗的信交给他们。罗、李想打开信，看看里边有什么不合规定之处。
英额尔岱、马福塔立即加以制止，将信系在马身上，撵两位使臣出城。他们行至十里河地方（沈阳苏家屯南），打开太宗的信，只见书套上的称呼、押印，都与以往规定不合。再看信中内容，以“尔”、“我”互称，责备谩骂的话不少，“毫无兄弟相敬之意，视如奴隶”。他们感到把这封信带给国王，是自辱其君，死有余辜了。他们考虑了一番，决意把信留下。走到通远堡，眼看就要出国界，他们把信混在一百卷纸里，包成一个包裹，装在马背上的驮子里，诡称马生病，将马留在住宿家，便扬长而去。
按理说，他们是不该私看给国王的信件的。显而易见，他们是得到授意才敢看的。太宗发怒，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且不去说它。过了不久，李惊派使臣送来他的一封信，太宗拒绝收纳，说：“你们国王既然不看朕的信，朕何必看他的信！”他把来使打发走，信原封不动退回。
太宗曾要求李棕交出一个儿子为人质，也遭到拒绝。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太宗这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倾全国之兵，亲征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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