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
千年前的盛唐，一位“帝都北漂”，用一场行为艺术开创了唐诗的一个新时代。
一道测试：
你选择哪种生活？A：收入5万，周围人3万；B：收入10万，周围人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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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临近春节，时间又很晚了，店里只有我和服务员两个人，默默看着饭馆里的电视。
不是电视剧，而是一部讲述加拿大三文鱼洄游奇观的纪录片。
这种鱼幼年在淡水中的长大，成年后入海生活，而在它们短暂的一生中，最伟大的壮举是它们生命的最后半年，从大西洋溯河而上，回到它们出生的地方产卵。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沿河逐阶而上，途中有一个个的小瀑布，鱼儿只能不停地跳跃，就像中国的鲤鱼跳龙门一样，即使跳上去了，还必须拼命地向前游，才不被水冲回去。
大部分的鱼都在途中筋疲力尽而死，或成为饥饿之熊的午餐，只有少数幸运者能成功完成这几千公里的旅程。
三文鱼洄游的励志故事，俞洪敏老师讲过，不过放在春节前看到，总是让人疑心电视台是另有暗示。
比如这家饭馆第二天就要关门了，那个服务员也要回安徽老家。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想了想，说：
“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许就不回来了。”
可我相信，他十之八九还是会回来的。因为这里有一样东西，家乡没有。
2
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纪录片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名字记不得了，讲的是唐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在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发生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陈子昂两进长安城。
还记得中学时学过的《登幽州台歌》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没错，陈子昂正是它的作者。本是一位小镇青年，以打架勇猛闻名，在成为真正的老大，街坊四邻找不到敌手之后，他陷入了迷茫：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在这个小地方混下去吗？
有人告诉他，去长安啊，那里人才济济，还怕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吗？
是的，帝都长安城，那个天下所有希望展示才华与理想的少年人，共同向往的地方。
李白眼中的长安少年是这样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帝都的少年喜欢骑白马，踏银鞍，在金饰市场shopping，在胡姬的KTV里happy。
可长安城只爱读书人，不喜欢武夫。于是，这个十七八岁还不识字的小镇古惑仔，决定弃武从文，苦读诗书。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诗人孟郊冲榜成功后的欣喜，也是所有读书人想像中，长安城会给他们的“奶与蜜”。
可是，长安不仅有成功者的“春风得意”，更多的是失败者的“失意而退”，陈子昂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了。但他倒并不那么桑心，因为机会看上去还是很多滴。
长安城对于诗人而言，就像现在的北京对于媒体人和互联网人，深圳对于创业者，上海对于500强金领一样的吸引力。陈子昂回到了四川老家，继续埋头苦读，准备他的第二次进京赶考。
可下一次，迎接他的还是失败。
3
这一次，他没有回家。
就像另一位诗人常建落榜后的感受：“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回家干什么呢？连老家的莺花都会嘲笑自己的落魄啊，不如在长安再住上一年吧。
陈子昂在长安城终日闲逛，却并非无所事事。他拿出少年时的“任侠”，终于创造了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
这一天在集市上，他看到有人以一千两的天价卖胡琴，围观者水泄不通。他忽然冒出个Idea，立刻买下这把名琴，并当场宣布，将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中心上演名为“幻乐一场”的个人名琴趴体，遍邀长安豪贵赴宴，门票全部free！
第二天，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都想听听这天价名琴倒底是个什么天籁之声，早早进入宣阳里中心抢位子，日上三竿，已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陈子昂见人来得差不多了，走向几案，缓缓捧起古琴，只听“哐哐哐”几下子，古琴被他摔得粉碎。
众人面面相觑之际，陈子昂开始痛心疾首地批判现实：“我是蜀人陈子昂，写了那么多好文章，阅读量只有区区几十个，而这种‘男人听了沉默，女人听了流泪’的靡靡之音，却让大家趋之若鹜。难道这就是长安人吗？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接下来，他便乘机将自己的诗文传遍在场者。
几日之内，“陈子昂”这个名字刷爆了长安朋友圈，一直刷到武则天的眼前。
开启诗歌盛唐时代的一代宗师，从此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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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艺术，至少开创了演唱会摔乐器的先例，可它也只有在长安城这个神奇的地方，才有人买单。
这里遍地都是寻找机遇的天才，到处都是天使投资人，这种环境里，才有人肯看一看他的诗。如果是陈子昂出生的小镇，人家只会把他当成疯子。
这里最喜欢有想法的年轻人，而且年轻人狂妄一点，更会有人捧场，王翰诗云：“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
这里有繁荣的盛世带来的惊人购买力，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长安是一个有魔力的名字，令每一个诗人产生了浓厚的长安情结，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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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像陈子昂这样具有网红气质的诗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诗人的生活并不那么如意。杜甫出身北方大士族，在长安十年奔走献赋，始终贫困而不得志。
而另一位网红诗人李白，一开始混得也不怎么样，索性离开长安，在外围积攒了足够响亮的名气，苦熬到皇帝宣召，把“李白进长安”变成一次事件营销。
唐代的诗人大部分都是士族子弟，有田有房，如果在家乡，小日子相信差不到哪儿去。
就像今天漂泊在北上广深的年轻人，薪水单上的数学虽可观，可扣掉高昂的房租交通生活成本，跟在家乡当公务员的同学也相差无几。论8小时之外的精神生活，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唐代诗人对长安那么衣带渐宽终不悔？又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对大城市同样情有独钟呢？
这就涉及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幸福感有多少源于周围的环境，又有多少源自自身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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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行为经济学家萨拉•索尔尼克(Sara J Solnick)和戴维•海明威(David Hemenway)做过一个关于“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实验。实验参与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喜欢下面的哪一种生活环境？
A：一年挣5万美元，你周围的人一年挣2.5万美元；
B：一年挣10万美元，而你周围的人一年挣25万美元？”
美国的参与者大部分选择前者，所以研究者的结论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是相对的社会地位，而非绝对收入水平。
当我把这篇文章贴到微博上时，评论区一片反对声。我索性在我的粉丝中也做了一个小规模的测试，结果完全相反：大部分人选择后者：宁愿处于相对弱势社会地位，也要追求绝对的高收入水平。
这个选择和那些漂泊在北上广深的人何其相似，宁愿进入贫富分化严重的城市做一个中下层小白领，也不愿在收入差别没那么大的家乡做一个优越感更强的公务员。
为什么美国人的选择和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相反，却更接近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呢？
这就是这个实验被后人批评的地方——没有考虑阶层固化的问题。
美国的阶层固化已经非常严重了，既然年挣10万的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25万的行列，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还不如当一个年收入5万的人，享受和2.5万年收入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优越感。
而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还不那么严重，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人们还有很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是唐代的诗人对长安趋之若鹜的原因，也是我们一年一度从家乡回到大城市的原因之一。
人生，有时是顺流而下进入广阔的天地，有时是逆流而上寻觅重启的新生。
在经历了春节返乡的“Reset”键之后，一度被打乱的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生活节奏又开始重启，大部分人又绝然而然地回归了原本的轨道，对“每一条你所走过的路，其实都是你的人生必经之路”这句话，多了几分理解。
回乡路上，最开心的是风景；回城路上，最重要的是希望。
这是2017年开工第一篇，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叫“希望”的东西，那个让三文鱼冒死洄游的东西，让小饭馆的服务员还会回来的东西，让陈子昂滞留长安不归的东西。
希望虽稀缺，但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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