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开千古平淡之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了诗歌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使田园诗在唐宋以后成为诗歌重要描写内容。而且，他创造了中国诗歌意境中一种新的美的类型，一种韵味极为醇厚而又朴实无华的冲淡之美，而“开千古平淡之宗”，从而在文学史上奠定了其不朽的地位。

陶渊明，字元亮。《宋书·陶潜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据《宋书》、《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为晋成帝时大司马陶侃曾孙，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家境贫寒。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他性情任真，颖脱不羁，嗜酒，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常著诗文自娱以示己志，不计得失。

陶渊明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二十九岁以前为家居读书时期，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为时官时隐时期，四十一岁至六十三岁为隐居不仕时期。

陶渊明少年时，家道已衰落。他自己的诗文中也曾言及“少而贫苦”，“弱年逢家乏”。年轻时他曾学过琴书，读过儒家的六经，也喜欢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这时他的思想中已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想干一番事业，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者即是；另一种倾向是想清高自守，不与世俗同流，所谓“少无适俗韵”，“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者即是。这种矛盾，一直到四十一岁时才算解决，退隐田园以保持高洁人格的思想占了上风。

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这一阶段他曾三次出仕：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出为江州祭酒，不久即自行解职归家，州里召他为主簿，他也不去。居家务农，积劳成疾。东晋安帝隆安四年，他三十六岁，再出为荆州刺史桓玄幕僚，充任军职，约两年时间。桓玄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军阀，陶渊明对此可能有所觉察，因此决心归隐，避免自己卷进去。《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说“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即暗示了仕途风波之险。又说：“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决心就这样下定了，恰好这时他母亲去世，可以借故离开。东晋安帝元兴二年，桓玄果然发动叛乱，至元兴三年才被刘裕等平定下去。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他第三次出仕，先后做过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时间都不长。四十一岁那年，他当了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去职的原因，《宋书·隐逸传》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从此以后，他一直隐居，不再出仕。安帝义熙末，朝廷曾征他为著作郎，不就。宋元帝元嘉四年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长久以来，士人们诵读陶集，追和陶诗，创作以陶渊明为素材的绘画，在对陶渊明的反复言说和描绘中，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诗人，而逐渐成为士大夫抒发人生理想、寄托生命情怀的一个载体。

陶渊明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同时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价值。他的“自然”，或许正是疗救现代文明种种积弊的良药。同样，即使是在繁华的纽约、巴黎、东京，人们对于田园风光的热爱，对于“自然”的向往，并不因国界有所分别，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梭罗曾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畔自筑的木屋生活了两年，自给自足，以表示对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现代社会的不屑。陶渊明对于“自然”这一生命境界的深刻理解，与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对于纯澈、澄明的自然美执着追求，他们也都触及了被物语笼罩心灵的人类的命运这一永恒的哲学问题。在物质文明愈加发达的今天，陶渊明的诗歌，对于我们反思人类的精神世界，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