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建煤矿是一个有名的矿区。一九八四年，我奉命来到这里。从山上俯冲下来的道路，向左拐进入煤矿生活区，向右则进入浅山区，山坡上散落着村民的房子，一个挨着一个，把人的视线引向远方。
我们勘探队的办公室和宿舍搭建在半山腰上，是可以拆卸的活动房。以前在别的矿区，总是租住民房，这次住在活动房里，感觉很新鲜，它明亮舒适、干净漂亮，空间又大，在粉煤灰四处飞扬、无孔不入的矿区，别有一番天地。
从这里往山下走大约十分钟，是我们的食堂。那是我们租矿上的老房子，坐落在进入矿区的交叉口，门口就是进山的公路，车来人往，很是热闹。每到饭点，三三两两面无表情的人便从活动房里出来，沿山路晃荡下来，来食堂吃饭。
大家打了饭，端碗出门，沿公路两侧一字排开，一边聊天，一边往嘴里塞着东西。汽车偶尔穿过，卷起高高的灰尘，大家扭脸端碗，躲避片刻，少顷，又旁若无人吃起来。起初，当地人颇为不解，他们说，勘探队的人喜欢热闹，吃饭也要专门挑人多灰多的地方，而且还要排在路边，拉开架势吃饭。
时间一长，大家见怪不怪，也就没人当回事了。有时下雨，灰尘不见了，我们满心欢喜。可满街的泥泞水汪汪的，是另一个麻烦事。汽车从门前一开过，轮胎带起的泥点喷出老远，严重影响我们的吃相，队形也不整齐。天一放晴，泥巴还没干透，灰尘却悄然飘起。
生活百无聊赖。工作中用到的只是书本中的一小部分，那种一看就会的工作没啥技术含量，没啥搞头。只一两年时间，刚从学校毕业时的热血沸腾已经烟消云散，我整天无精打采，感到困惑。
有时候，我们这些刚从院校毕业不久的单身汉，也在生活区漫无目的瞎溜达，试图找点什么来慰藉麻木的神经。
基本一无所获。
矿区有姐妹两个，二十来岁，身材高挑，模样俊俏，皮肤白白的。有事没事总爱在我们的食堂前面出现，有时还忽闪着大眼睛往这边放电。弄得我们吃饭时心猿意马。特别是姐姐，喜欢把衬衣扎在裤子里，仰着头，骄傲的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一会儿又走回来。她的线条秒杀了我们多少幻觉。
后来，姐妹两个开始做生意，推车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卖小商品。说来也奇怪，我们谁都没有主动去搭讪她们，只是每天远远的瞄着她们。慢慢的，她俩成了我们佐餐的调料，聊聊她俩，饭才吃得香。
那时也有投降的想法，干脆咬咬牙被招安了算了。可我们这种流浪单位，分分钟搬家，宛若水中的浮萍，扎不了根，安不了家，左想右想，感觉十分荒唐，只好怏怏作罢。何况我想我早晚要走出大山，去开创一个新天地的。
于是，我每天都早早起床，抖擞精神，爬爬附近的小山，锻炼身体，有时看着对面的山头，我一路小跑，一口气跑到山顶，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晚上则与好友一起打打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
在支建的第二年，我搬到了离食堂几公里的老乡家里。房子虽然老点，可只有我一个人，收拾收拾，倒也清净。房东一家四口，夫妻俩带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是本地山民，憨厚老实，又极其友善，我试着跟他们聊天，但是语言沟通遇到了困难。听不懂他们说话，很没意思，慢慢的我便兴味索然了。
比如说我肚子不舒服，他们说：喔，你兔子疼。
说天气要下雨了，他们说：哈着哈着哈大了。
我住的地方离钻机作业区不远，这里生活着另一个圈子的人，钻井工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钻机上，以体力输出为主。他们从发型，衣着，神态以及生活方式，都和在活动房里住的技术员不同。比如说他们想喝酒，会先派人去矿上买几十上百斤卤肉，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直喝得昏天暗地。
虽说同属一个单位，平时却像两只队伍。我努力接近他们，想和他们交朋友，甚至跑到钻机上帮他们拉钻杆，干体力活。他们起先非常惊讶，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时间长了自然就习惯了。
他们非常善良，思维也很简单。对我也很好。但是，正所谓三观不同则无法沟通。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说：玩不到一块。我们相互尊重，相互信赖，却无法做到无话不谈。
我每天去食堂吃饭，在山路中蜿蜒穿行三次。我手提水壶，孤独的走着，深一脚浅一脚，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后来，我制定了一个计划，锻炼身体，好好看书。
我找了几块趁手的石头，当做哑铃，屋里其他的物件也都成了健身器材。我找到了发泄体力的渠道，思想也逐渐开朗起来。
有一次，房东来到我的房间，看到我的桌子上摊开的几本书，《哲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共党史》，不禁有些感慨。
那年秋天，我又被调往渑池矿区。临走那天，我又一次远远看到了那姐们俩。
汽车越走越远，她们的身影逐渐的模糊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