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仔”史学家普罗柯比

（手头上没有《秘史》本书，本文所参考大部来自豆瓣上《秘史》的试读内容以及个人课堂笔记。）

他那个时代最伟大，也是最幸运的人。

说他伟大，是因为他兼备“史学三长”。他才华横溢，其著作为后人反复临摹，他是这个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继承修昔底德衣钵的古典史学家，他留下了有关他所在时代最精彩最详实的记述，在有关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上，他的书是最权威的史料。

说他幸运，是因为他能发自肺腑地称赞，也能假惺惺地歌颂，而当他晚上回家后，他能酣畅淋漓地大骂皇帝和时政。他甚至秘密地写下了一本书——可能有点像《1984》里温斯顿·史密斯的那个日记本。这本汇集了各种尖酸刻薄的书在当时不被任何人所知，他得以善终。而他又仿佛有一个精妙的计划，因为这本书在差不多一千年后竟重见天日，掸掉身上的灰尘，告诉后人这个时代的阴暗面。

他即普罗柯比，拜占庭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作为一个“二五仔”史学家，他既正大光明地留下了《战史》、《建筑》这样歌功颂德的作品，也背地里留下了《秘史》这样揭露阴暗历史的著作。

1、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被普罗柯比戏耍的那位皇帝是为查士丁尼一世，即查士丁尼大帝，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文治武功。普罗柯比是这个时代的记述者、亲历者，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修昔底德的原则——只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其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记者，在还没有新闻传媒的时代不少史学家就是记者般的存在。

拉文纳圣维塔教堂里马赛克壁画里的查士丁尼

拜占庭帝国（395-1453年），又称东罗马帝国，这个政权在东地中海上延续了1000多年。对于这个帝国，人们能记住的除了查士丁尼好像就只有默罕默德二世了。我清楚的记得中学历史书上对于这个帝国有限的表述：为了恢复昔日罗马的疆土，穷兵黩武，四处征讨，造成国库空虚.....这么说其实有点不对，因为从法理上来讲，拜占庭不是罗马帝国继承人，它就是罗马本身，拜占庭人都是以“罗马人”自称。而从整个历史上来说，虽然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但所谓为恢复昔日的疆土而“穷兵黩武，四处征讨”，仿佛只存在于查士丁尼时代的那28年。

这28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光，帝国的版图直接扩张了一倍，地中海重新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而查士丁尼死后，除了马其顿王朝的中兴，帝国一直在走下坡路。

极盛时期的查士丁尼帝国

出身于下层的查士丁尼是在一片血腥中开始自己的统治的。查士丁尼登基的时候并不受欢迎，而体育赛事是群众发泄的最优方式。532年，当查士丁尼出席君士坦丁堡的赛车会的时候，比赛双方的支持者“蓝党”和“绿党”纷纷发泄不满，不满情绪演变成起义，由于口号是“尼卡”（希腊语“胜利”），这场起义被成为尼卡起义。起义群众控制了君士坦丁堡除皇宫外的大部分地区，捣毁政府机关，袭击皇宫，拥立新皇帝。后来大将贝利撒留出动雇佣军冲进赛车场屠杀了三万多人，保住了查士丁尼的皇位。

差点被革命掉的查士丁尼不敢怠慢，迅速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惩治贪官，限制贵族特权，提高行政效率。查士丁尼一系列措施中最负盛名的莫属于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民法大全的编撰，他特意成立罗马法编纂委员会，把自哈德良以来历代罗马皇帝的诏令和元老院的决议以及历代法学家的法学论文进行汇总、勘正，最终编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律文献，对后世影响极大。

巩固了内政之后，查士丁尼开始着手于对外扩张，他的军事策略非常单纯，就是为了恢复罗马帝国那些被蛮族所侵占领土，无所谓是否符合帝国的实际利益。比如当他攻陷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后，竟下令让汪达尔人将全部侵占的古罗马元老的旧产归还给其后代，这时距离汪达尔王国建立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命令根本无法执行，导致拜占庭在北非的统治一片混乱。

查士丁尼最终征服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以及西班牙东南沿海的一片地区，其中对东哥特王国的战争打了19年，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轮番上阵才最终灭亡了这个顽强的国家。诚然，每个后人都能从地图册上感受到查士丁尼的伟大武功，但这些战争对拜占庭来说毕竟是一壶苦酒，而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们也得为这些征服地区的治理继续劳民伤财。

查士丁尼时代也是拜占庭艺术的黄金时代。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查士丁尼时代最杰出的作品

查士丁尼的伟大征服需要数不清的金钱。他一面整顿吏治，惩治贪污，一面又任用酷吏，横征暴敛，实行专卖制度，添增各种苛捐杂税，甚至贬低货币。对西方（特别是意大利）的征服并没有带来多少财富，反而成了一个无底洞，渐渐榨干东方行省，更糟糕的是，由于兵力全部集中于西方，导致东方边境被萨珊波斯、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柔然人）蚕食。

在政治上，查士丁尼喜欢效仿那些东方的专制君主（这是希腊人最深恶痛绝的），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推行“侮辱性”的宫廷礼节，查士丁尼背离罗马“古风”，打压元老贵族，取消了执政官职位和元老院。在文化上，查士丁尼大力打击基督教异端教派，大学教师等知识分子的俸禄被停发，雅典学院被关闭，原本用于城市公共娱乐活动的税收统统占为己有。查士丁尼时代结束后，那个昔日的罗马帝国可以说真正不复存在了，拜占庭成为东方的拜占庭，中世纪的拜占庭。

拜占庭劳动人民的生活

到了查士丁尼时代的后期，帝国四处扩张的恶果开始显现，杰出的将领们虽然能屡次以少胜多敌人主力，但是由于人数太少无法实行有效的占领。为了巩固边境，查士丁尼不得不用金钱贿赂蛮族，雇用雇佣兵，而边防部队的军饷却被克扣。长期的横征暴敛导致国内经济萧条，542年又爆发了大瘟疫（史称查士丁尼瘟疫），帝国损失了上千万人口，真正的遭受重创。查士丁尼也不幸染上瘟疫，正当大臣们开始准备积极采取行动时，皇帝竟奇迹般的康复，于是大臣们开始互相甩锅，皇帝也开始疑神疑鬼起来……

565年，老皇帝查士丁尼驾崩，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金玉其外的烂摊子，帝国在西方的领地开始丢失，蛮族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到了七世纪的时候，帝国进入了全面的衰落。查士丁尼时代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吗？也许是吧，但无论怎么说，还处在奴隶时代的那个拜占庭终究无力恢复旧罗马的荣光，只得向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大门迈出第一步。

2、时代变革中的旧罗马贵族

普罗柯比（约500-565年），或称为普罗科匹厄斯，出生于凯撒里亚，是一位典型的旧罗马贵族。普罗柯比的故乡凯撒里亚是帝国境内重要的古典文化学术文化中心，当时的拜占庭学界古风盛行，文化人以熟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为荣，普罗柯比也深受这种文化氛围熏陶。普罗柯比从小就接受系统的贵族教育，并且展现过人的天赋，其作文甚至成为了低年级同学的写作范本。在著名的贝利斯法学校读了4、5年后，普罗柯比进入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成为了一名辩护律师。

由于普罗柯比通晓西亚的多种语言，因此被选为刚刚成为波斯前线拉达要塞司令贝利撒留的秘书。普罗柯比对贝利撒留的军事才能佩服的五体投地，忠心耿耿地跟随贝利撒留南征北战，亲眼见证了帝国的扩张，也掌握了第一手的战争细节与国家状况，这些信息使得普罗柯比的著作拥有极高的权威性。

乞讨的贝利撒留。据一则在中世纪流行的传说，查士丁尼一世一直对贝利萨留抱有疑心，觉得贝利萨留可能会谋反，晚年将为他卖了一辈子命的贝利萨留抄没家产，投进监狱，一年后虽出狱却被查士丁尼弄瞎了双眼，一代军神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一年后病死。

540年，帝国在意大利的首府拉文纳被卷土重来的东哥特人攻陷，普罗柯比跟随着贝利撒留撤回了君士坦丁堡，开始在帝国政府机关任职，这期间他经历了可怕的查士丁尼瘟疫。正如之前说过的，查士丁尼瘟疫康复后开始疑神疑鬼起来，怀疑宫中有人密谋反对他，贝利撒留被卷入其中。作为亲信，普罗柯比也被牵连，被迫离开政府机关重新干起了辩护律师。

贝利撒留后来重获皇帝的信任，进行了第二次意大利远征，不过普罗柯比可能是认为贝利撒留不应该接受曾经冤枉过贝利撒留的皇帝的任命，也可能是因为贝利撒留没有履行作为普罗柯比保护人的义务，因此普罗柯比对于贝利撒留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普罗柯比作为旧罗马贵族，一方面为查士丁尼恢复昔日罗马的征服战争而喝彩，而另一方面，普罗柯比作为旧贵族也是查士丁尼所“改革”的对象。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查士丁尼对付旧贵族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法子没收贵族地产，打压贵族势力。普罗柯比在担任辩护律师的时候接触了不少相关的案子，再加上其他的在中央政府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普罗柯比对这个时代逐渐由热爱变为厌恶。

普罗柯比从来没有公开表露出他的不满情绪。由于查士丁尼皇帝非常赏识他出色的文笔，他成为了一位“御用学者”，整天为皇帝歌功颂德，并且越爬越高，根据他自己的话，他获得了“显贵者”（IIIustres)的称号，在帝国政府身居高职并成为元老院的成员。后世史家甚至从与普罗柯比同时期的记载中了解到565年有一位叫做普罗柯比的人当了君士但丁堡的市长，但此普罗柯比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普罗柯比就不得而知了。

凯撒里亚

3、皇帝宠爱的人格分裂宫廷作家

普罗柯比有三部重要作品存世：《战史》、《建筑》、《秘史》。其中《战史》记述的主要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些战争史，早在他还在跟随贝利撒留时征战时就已经开始酝酿写作。《战史》承袭古希腊著名史家修昔底德的风格，是为拜占庭文学的经典之作。《建筑》则是对查士丁尼建筑活动的颂扬，可以确定是查士丁尼授意普罗柯比写作的，因此也有一层献媚的意思。而《秘史》这本书与上述两本史书的风格截然不同，前面两者是对查士丁尼功绩的歌颂，《秘史》则是对查士丁尼极其妻子赛奥多拉的全盘否定，充满仇恨的全盘否定。

普罗柯比的《秘史》自写作完成后一直密不传世，直到1523年，梵蒂冈图书馆中的一位图书管理员阿勒曼尼（Alemannus)无意中发现了它。阿勒曼尼懂希腊文，处于好奇翻开一读，然后吓了一跳，他面前的这本书语言污秽，大肆谩骂”立法者“查士丁尼和其妻子塞奥多拉。震惊之余，阿勒曼尼注意到作者屡次提到“在自己的其他作品中”。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个著书不少的作家，可他是谁呢，阿勒曼尼又向自己好朋友亚尼斯（lannes)请教。亚尼斯在希腊的帕特拉修道院留学多年，对于拜占庭文化深有了解。根据写作内容和文风，亚尼斯便猜测这本书可能6世纪著名的宫廷作家普罗柯比之手。

梵蒂冈图书馆

两个人又合计把这本书翻译成拉丁文。但是这本书仿佛被诅咒了一般，亚尼斯很快就得了重病，临终之前对阿勒曼尼说到：“自从提议翻译这本书，我就像中了魔一样，也许是上帝惩罚我与魔鬼接触，你可以要好自为之”。阿勒曼尼不愿向魔鬼屈服，坚持翻译了下去，然后也不幸身染重病。不服输的阿勒曼尼与病情赛跑，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并把这本书起名为《秘史》。

不出所料，这本书一出世就引起了轰动。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自己心目中伟大的拜占庭立法者的真实面貌竟然是如此的一个恶棍。不过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则如获至宝，《秘史》成为了抨击专制制度强有力的武器。爱德华·吉本就在鸿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价普罗柯比：“普罗柯比随着勇气或地位、受宠或失意的变化前后接连写了三部有关他时代的书——一部历史、一部赞歌和一部丑闻。”

学术界争辩这本书究竟是否是普罗柯比所做争辩了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自阿谀奉承的口吻对皇帝歌功颂德同时以最恶毒的言语再去攻击他。著名的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英国拜占庭学者布瑞（J.B.Bury)就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秘史》与普罗柯比的其他著述存在着诸多矛盾，《秘史》可能是其他人假托普罗柯比之名写的。

到了1906年，争辩结束了，拜占庭史专家赫利在其出版的《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中通过《秘史》与普罗柯比的其他著作写作风格的一致性有力的证明了《秘史》就是普氏所做。

客观主义史学家兰克

不过普罗柯比在《秘史》中立场的180°大转弯还是困惑了史学界，比如之前否认《秘史》是普罗柯比所作的英国拜占庭专家瑞克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这种态度是因为长时间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歌功颂德而内心不满而导致的精神疾病。更多的学者选择简单的认为普罗柯比后来经历的事情导致了这一切。表面上歌功颂德与背地里的说坏话是完全可能并合情合理的。

就算是真的人格分裂，普罗柯比这本《秘史》里面所记载事情的准确性也与他自己保证的一样可信。后世的学者通过对6世纪其他拜占庭史家的作品进行比对确认了《秘史》的史料价值并无问题。当然，鉴于普罗柯比愤怒的态度，这本书也带有一定的客观性。

至于普罗柯比的立场分裂以及他的写作动机，我们可以从《建筑》与《秘史》二书的前言中可以所窥一二。

在《建筑》的前言中，普罗柯比这么写道：

“我写此书的目的真的不是想展示我的才华，也不是想表现我自诩雄辩，更不是想显露我对众多国家的知识如何广博，我根本没有理由斗胆有这般狂想。我多少次想要记录下历史上诸多国家得到了何等伟大的恩泽，对于这些前行者的回忆将传承千秋万代……首先，历史将表明得到这些恩泽的臣民们对其摁住如何感激涕零，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感恩戴德，他们只是从其君主的恩泽中得到好处，他们永远铭记其皇帝的崇高伟大。”

而在《秘史》的前言中，普罗柯比写道：

“众所周知，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学家本应作的那样去记载其最真实的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间谍就会发现，并且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我甚至无法相信我最亲近的人。这就是我为何在前几部著作中被迫矫饰历史并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原因……现在，我有责任讲出这些秘密，揭示着隐藏的事实和动机。”

普罗柯比继承了修昔底德的垂训姿态，他继续讲道：

“我一直不愿意讲出这个秘密，因为我担心它会祸及后人，这些邪恶的丑事最好不为后世所知：以免未来的暴君在听说之后去模仿这些丑行……但是，最终我还是强迫自己去写这部历史。因为将来的暴君也会看到这些罪恶都难免受到惩罚，因为我所写的任务都经历了痛苦的审判。再者，揭露这些行为和秉性的行为也将被后来人模仿下去，这样其他人就会少一些犯罪的冲动。”

皇后塞奥多拉

普罗柯比为什么要写这本《秘史》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显然，在拜占庭向中世纪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普罗柯比作为罗马旧贵族是查士丁尼要打击的群体，而普罗柯比也对查士丁尼有打心底里的厌恶。从这方面来讲，查士丁尼“值得”被普罗柯比谩骂为“愚蠢与邪恶的特殊混合物”。

（有关普罗柯比三本书的成书时间：大部分学者认为《秘史》是与《战史》的后半部分同时完成于550年左右，那是帝国进入昏暗不久的时候；小部分学者认为《秘史》与《建筑》同时完成于550年代晚些时候。但无论如何，《秘史》应该是与两部歌功颂德的作品的一部同时创作...）

但是普罗柯比后期毕竟长期受皇帝宠信，“沐浴”在皇帝的“恩泽”之中。比起饱受战乱之苦的帝国平民，普罗柯比无疑是幸运的，而他幸运的原因也是皇帝的恩泽。普罗柯比应该因皇帝的“恩泽”而放弃《秘史》的写作么？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可能会这么做，但是作为一位史家，不应该这么做。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秉笔直书。普罗柯比也许并不是人格分裂，也不是完全出于旧贵族的立场（当然这个也是动机之一），他可能只是做了一个史学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我们不知道普罗柯比究竟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完成这本《秘史》的，他是否真的被皇帝严格监视？是否真的会有生命危险？查士丁尼的专制统治如何恐怖？但不管怎么说，查士丁尼是不幸的，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宠爱的宫廷作家竟然是一个“二五仔”，背地里用肮脏污秽的言语真实地描述自己和皇后。普罗柯比是幸运的，他在帝国“真理部”活的很好，偷偷写下的书也没有被“仁爱部”发现，没有像齐国太史四兄弟那样成为秉笔直书的烈士。而历史呢？历史无疑是幸运的，正是有了普罗柯比和他的《秘史》，人们才知道这个文治武功时代的另一面，历史书上的查士丁尼时代才变得真实、完整。

不知此时此刻，在我现在这个时代里，是否有普罗柯比们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

“接下来，我将开始。首先，我将揭示贝利撒留的愚蠢，然后再讲述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