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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散了架子的大客车在黑龙江省依兰县乡间的土路上颠簸着，车里挤满了七村八屯的乡亲们。
正值伏天，日头虽已偏西，但还是毒辣辣的，像斜挂在头顶上的火炉子，向人们施加着淫威。车棚被日头烤得滚烫，车里的人们都R溽热难耐，周遭充斥着一股大人们的臭脚丫子味儿。
一个多小时以后，客车像一头累疲了的老牛，终于趴在一块早已失去本色儿的牌子边上不动了。站在车门边的女人有气无力地吆喝着：“终点站到了，三道岗公社到了。”
我和母亲被人们裹挟着下了车，舅舅已在日头底下等候多时了。
土路扬尘，泥墙残垣，这是我对三道岗的第一印象。舅舅领着我们出公社向南走约二十分钟，便到了他们居住的村子——太平大队。
一进村东头，是一个由四座草房围成的四合院，舅舅说这就是大队的队部。后来我才晓得，这个四合院很了不得，它是那个年代整个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中心。
院子的西北角孤伶伶地长着一棵歪脖子树，树上挂着一口不知年龄的破钟，不要小觑这口破钟，它是全体社员的铁司令，上工、收工、开社员大会都由这口破钟发布命令。
再往里走，是几十栋不规则、矮趴趴的草泥房子，舅舅领着我俩踅进他和姥姥蜗居的逼仄、昏暗的房子。屋子很低，冷丁进去跟跳井似地，险些给我摔个仰八叉。
我和母亲的到来给房间添了些光亮，添了些生气，姥姥的脸色也比往日鲜艳了许多。
未过几天，母亲托词家里有事先回去，让我住些日子，我耷拉着脑袋，委屈地答应着，但心里却暗暗叫苦，我怨恨父母，怨恨他们狠心地把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撇在了遥远的乡下。
前一天夜里，母亲与姥姥的对话我听得真真切切，母亲是因为家里口粮不足才把我寄养到这儿的。我深深理解母亲的无奈，可母亲走时我还是委屈有加，望着身体孱弱的母亲背着一大袋棒子面上车的背影，我潸然泪下。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简单或轻易地收留一个外乡人的，况且我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然而，我却在三道岗寄居了近两年的时间。
那儿曾经有声有色地丰富过我年少的阅历，滋润过我幼稚的情感。在那儿，我经受了心灵的历练，由一个不辩菽麦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略知农桑的半拉子，我曾蒙荫那块土地的弘润。那年我才十岁。
母亲走后，姥姥将我送到村子的小学，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大杂院。二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孩子在同一间破屋子里上课。
那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孟头，长着一副读不出任何文章的面孔，他就是全校唯一的老师。据说他是全村子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但多少年来却没有一个孩子能走出村子。
村子里的孩子大多都憨实，从我上学第一天起就没受过屈儿，即使大我一些的孩子对我也呵护有加。他们从家里带来的杏、李子、沙果等都愿意给我吃，他们巴不得我能多讲一些村子以外的人和事。
我感念他们，是他们冲淡了我一个孤身在外的孩子想家的念头。直到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还能想起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名字，二蛋、狗娃、三妮儿和大鼻涕……
仰仗于耍小聪明，没过多久我便成为玩伴中的翘楚，嘚了巴嗖地在大杂院里指点江山。
周末，姥姥让我去自留地薅草，我领着二蛋他们七八个玩伴屁大功夫就将草薅尽。姥姥看活干得又快又地道，以为是我做的呢，老人喜不自胜。晚饭时，我的碗里多了一个油汪汪的咸鸡蛋，那顿饭我吃得真香啊！我得到一份足金儿的欢悦。
我有一支从家里带来的圆珠笔，同学们把它奉为珍品。那支笔如若现在实在是再土不过了，但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乡下，同学们根本弄不懂一支笔竟能写出红、蓝两种颜色的字。孟老师见了也心仪的不得了，我忍疼割爱，把那支笔庄重地送给了他，孟老师激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我用这支笔给你们批作业。”
打那以后，我们的作业本上常能看到老先生用我那支笔批改的作业，作业批的要较以前细致，字体也精神了许多，我顿时欢乐四溢。
在村子的土路上，人们常能见到那支圆珠笔别在孟老师胸前那显眼的兜盖儿上，孟老师的腰板好似比以前也直了许多，要知道那年月，上衣兜盖儿上能同时别钢笔和圆珠笔，那是多高的品味呀，孟老师成了村里真真正正的文化人。
在我记忆的底版中，那支圆珠笔是我人生中最原始、最廉价、同时也是最真诚地送给别人的礼物。当我长大参加工作，也曾违心地给别人送过礼，而且要比那支圆珠笔金贵得多，但同时也市侩得多，功利得多。
天不假年，那年中秋节后的一天，孟老师一觉睡去再未醒来。我默默地祈祷孟老师来世还能做一个文化人，用我那支圆珠笔给学生们批改作业。
孟老师去世后，村子真的再没有了文化人，我们这群学生都停课在家，成了闲云野鹤。
停课在家，农桑之事便成了我的正业，帮舅舅种地、铲地、薅草、采猪食菜等……这些活计于一个十岁的孩子做来委实有些羸弱。
我在父母身边虽算个勤快、能干的孩子,但与农村孩子相比要奸猾、纨绔得多，干起活来蹩手蹩脚，顾头不顾腚,每每这时，就常常想家，常常怨恨母亲,怨恨她不早点儿来接我。
社员们劳作了一个春夏，一上秋就开始将成熟的庄稼拉到大队的场院，这是一年当中农民最忙碌、最高兴的日子。每逢这时，大队的豆腐匠就会整夜磨豆子做豆腐，队里的每户人家都能分到一份，改善一下生活。
一天姥姥吩咐我：小君，村子东头的黄豆地割完了，老多人都去拣黄豆，你也去捡些，到时背回你家做酱豆用。
我约二蛋到地里一看，割完的黄豆地里荒草凄凄，黄叶飘飘，显得寂凉萧瑟，哪来的豆子呀！
回到家里姥姥的脸拉得老长，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嘟嘟囔囔地做饭去了。
羞赧之下，我又找二蛋说去捡黄豆，这次二蛋死活不肯：“咱不是去过了吗？再去也是白扯淡。”
我挺着胸脯发誓：“这回捡不回来我就是龟孙子。”
二蛋无奈，只好拎着袋子跟我向村东头走去。
天一点点黑了下来，酽艳的彩色渐渐散去，整个村子阒静下来，远处的田野慢慢地变灰了、暗了，我拽着二蛋没有去黄豆地，而是向大队的场院摸去，憨实的二蛋这才猛然醒悟，脚步已乱了方寸。
当我背着沉甸甸的袋子美滋滋地回到家时，姥姥开始纳罕，而后一脸愠色，我戳在屋子中间，傻了。
晚饭时姥姥语重心长地：“君呀，你爸妈把你送到这儿来，不是让你来偷东西的，你要学好才行啊！咱村上只有四五十户人家，都是老实人，不兴这个，人家要是找上门来，咱在这村子就没法过活了，咱不能衣服没破却让人家指破喽哇。再说我也对不住你爸妈，听懂了吗？”
汗颜之余，我耷下了头，那顿晚饭姥姥没有给我煮咸鸡蛋。
随着时间的滑动，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迹痕，虽后来回到家里，有时受饥饿相逼，但再也未做过为人不齿的事来。
未过多日，我真的在生产队里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去帮村上一个与姥家同姓的表哥放猪。他是村上唯一的猪倌，一个人有时忙不过来，一旦猪进地里糟蹋了庄稼就会挨生产队长的呵斥，有我这个半拉子，表哥也委实轻松了许多。
那时村里人不懂训狗，我带着姥家的“黑子”去放猪，经过几天的训练后，“黑子”已能帮我把不守规矩的猪管的服服帖帖。
距我和表哥放猪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猪们饮水洗澡的大泡子，那里鱼特多，村上人忙于农活，无心光顾那里。
阳光泛滥的中午，猪们懒洋洋地躺着，我和表哥在树荫下钓鱼，那个年代的鱼和人一样不如现在精怪，所以我俩每每都有收获，拣拾一些干草，架上火，小鱼儿被烤得稀酥、焦黄，顿时口齿生香，吃出了我俩半晌的快乐。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月末，每个养猪户将三五毛的零钱用石头压在自家的土墙上，整个村子我俩能收近二十块钱，表哥硬要和我对半儿分，但我只收了五元，这在当时于一个十岁的孩子已是天文数字。
要知道，舅舅在队里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到了年底扣去口粮款，只能拿回百十多块钱。我用自己的双手终于挣回了五块钱，那是多么大的显示呀，当我把钱交如数给年迈的姥姥时，老人家激动地潸然泪下，说了声：“好小子，有种。”
听了姥姥的褒奖，欢乐顿时在我心里流淌。
在那“满径篷蒿老不华”的村子里，姥姥家更是“举家食粥粮常赊”。那天，姥姥从我挣来的钱中拿出八毛钱去村东头的合作社买一瓶红烧肉罐头，全家用这瓶罐头掺些白菜，包了一顿现在想来都淌哈喇子的饺子，整个屋里都填满了幸福，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欢乐。
韶华易逝，岁月不居，我终于长大成人，告别了那个送圆珠笔、偷黄豆、当猪倌的岁月，但三道岗公社却成了我一个永不褪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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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荐文编辑：红耳兔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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