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物事49,童年

作者: 付强_ | 来源:发表于2023-05-19 10:29 被阅读0次

    童年真正的记事是从六岁开始的。清楚记得1970年7月14日,一辆老式的解放牌汽车,拉着我家的全部家当,从老随县城关镇二街鹳坑边到随县三里岗镇尚店村火石冲一个叫天子岗的地方,下放农村。那地方是随南大山的深处,当时名称随县三里岗区尚店公社红岩大队一生产队,那时我6岁。

    6岁的我站在货车车厢的前端,迎着呼啸的山风,呜呜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下子从城里来到山野,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似乎突然间,我开始记事了。

    再往前,应该都是大人们讲的关于我的故事,虽说不应该算作是我真正的记忆,但那同样是我的童年。

    农历1964年正月十四,我出生在老随县城关镇二街一个叫鹳坑巷的地方。之所以冠以老随县,是因为现在的新随县已经迁移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厉山镇。老随县就是现在的随州市区,行政区划属曾都区。

    没下放到农村以前,也就是6岁以前,我一直成长在姥姥家里,我把姥姥叫奶奶。

    因为我的奶奶早已不在了。大约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即1948年前后,爷爷奶奶就在武汉相继病故了。

    这些关于家,关于祖上的故事是从父亲的回忆录里获知的。父亲于81岁也就是2021年开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写到83岁去世前戛然而止。当时,我把父亲的回忆录稍作整理,以《父亲的往事》为题共54集,陆续发在平台上。

    我家祖籍在老随县下南关,是南关口的邹姓望族。爷爷邹永忠,字季厚,民国时期曾任过随县县长,在《随州志》里有关于他的记载,在手机百度里搜索邹季厚,也有零星的记载。

    爷爷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随县一中教书,1940年前后任县长,后来全家迁居武汉,教书经商。父亲兄弟四人,他是家里的幼子。1948年,爷爷奶奶在汉口长堤街的居所相继病故,当时战事频仍,大伯于四九年九月将九岁的父亲从武汉送到老随县姨妈家,过继给姨父母,改姓傅。

    父亲在他姨父母也是养父母家过了十多年,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1961年前后,他的养父母也相继病逝了。

    因为家族,因为爷爷当过伪县长,因为家庭成份,就是我家下放尚店火石冲农村的直接原因。

    孩提记事是从下放农村开始的。下放前,依稀记得我在城里幼儿园读中班,我家住在现医药公司斜对面,这是父亲砌成才两年的一间新房,但我不住这,我住在姥姥家。姥姥家在鹳坑西边的老食品公司隔壁,距我家几十米的一条弯曲的小巷子,儿时带着奶腥气的玩伴只记得院子的罗星罗勇几个名字,其它的物事随着岁月久远都已模糊了。

    下放前,父亲在城关搬运站拉板车,母亲在缝纫社做衣服。普通的劳动者,却是令人羡慕的双职工。

    依稀记得父亲拉板车时,把年幼的我放在装满高高货物的板车前杠上坐着,上坡时,我在后面帮着推板车;他把“丹江”牌纸烟盒给我玩,他在搬运二站大门前的葡萄架上给我摘葡萄;更多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妈妈的缝纫社,妈妈和许多阿姨同事在缝纫上缝衣服,奶奶戴着老花镜,坐在凳子上帮着锁扣眼。

    1970年,城关镇号召上山下乡。因家庭成份问题,我家也被动员下放。当年7月全家下放到尚店红岩大队时,姥姥家已先于我家几个月下放到尚店红军大队了。我们两家之间隔条碾子河相望,相望的距离是走山路大约1个小时。

    下放2个月后,我读小学了。当时的学期上半年是上学期,9月1号开学时,小姨把我报名在红军小学,插班一年级下学期。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有小学。因为红军小学在尚店街边上,而我家所在的红岩小学却在深山里,所以小姨让我读街边的小学。

    因为跳过了上学期,而别的同学已经读过半年,学过了拼音也会写字了,于是我一直跟着拖。到如今,我依然不会汉语拼音。

    入学报名的时候,班主任赵权红问我家庭成份“什么农?”我懵逼地说“大龙”,因为我属相大龙。同学们一阵哄笑。那时填履历表,都有“家庭成份”、“个人成份”栏目,在农村,家庭成份有贫农、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之分,所以赵老师会问我家“什么农”。

    为此我问过父亲,也看过我家那时的户口本,父亲的“家庭成份”一栏,写的是“未定”,因为父亲在童年时已过继给他的姨父母了,他姨父母生前的营生是商贩,但他亲生父母却是“资本家”。不知道当初给已是孤儿的父亲定家庭成份“未定”是什么原因。

    现在早已不提家庭成分了,但在那个年代,如果家庭成分在富农以上,连"红小兵“”红卫兵“都入不了,升高中、参军、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入党等等,基本也就没你的事了。

    记得我入“红小兵”时,是班上的倒数几个;年轻时我曾想参军,到厂里的政工科询问政策,政工干部意味深长地讪笑着词不达意,那已是1981年的事了。这是后话。

    红军小学在尚店街东边。每天上学,从火石冲天子岗下沿碾子河走,穿过尚店老街到学校,要走1个多小时。那时只上半天学,中午回家,下午做家务附带照看弟弟妹妹,或是砍柴放羊打猪草。

    学校支农是经常的事。插秧割麦割蒿积肥等许多只要是小孩子可以帮忙干的农活我都干过;学校还经常开展“勤工俭学”,捡橡子打桐子挖蜈蚣割黄荆条寻中药材,能卖钱的土货山货我都弄过;学校还经常搞“忆苦思甜”,请老贫农到学校讲解放前的往事,声泪俱下;尚店街上的小广场还有“万人大会”即阶级斗争批斗会,口号声惊天动地;最热闹的,当然还是小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文艺调演”样板戏,还有乡村巡回放电影时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童年最刻骨的记忆是饿。那时候农村普遍都饿,我相信,粮食360的概念于60年代的人都刻骨铭心。好在我家在随南大山里,四时的野果野菜可以帮衬着度过春荒,反倒成了儿时温暖而快乐的记忆。

    1972年我8岁时,姥姥家搬到了随县城郊公社胜利大队十四生产队,虽然仍属农村,毕竟已换在县城边上了。一直到返城前的这几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放暑假去姥姥家。这个时候的我,应该称作少年了。

    现在打开手机地图,尚店距离随州城区35公里。那时公路没有通车,想去随县县城,须得徒步到均川搭班车,一般早晨天亮开始走,赶在中午前搭车,5角钱车票到随县。

    虽然山长水远,却是一段幸福的里程,这段俗称“二十四道脚不干”的山路,承载着我童年和少年最幸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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