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型诸子：杨朱学派∩法家=现实主义者∪独立者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在孟子的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似乎是两大显学。孟子的这个说法，是针对服务于平民的学说，而非针对服务于统治者的学说，后者比如儒家、纵横家、法家的学说。
杨、墨各自的学说，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孟子的论断这么绝对：“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涉及到一个现象：理想与现实。墨子的学说，是极端理想的，比如兼爱、尚同，缺乏对人性自私、腐败可能性的拷问，而孟子批评他“无父”；杨朱的学说，则是极端现实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颇有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味道，而孟子批评他“无君”。从孟子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太极端了，一个为了理想愿意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一个直面现实，一毛不拔，义不入危城。
杨朱的学说，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性自私”其实是一致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批判经济学，其实也不必把杨朱视为“自私自利”的负面形象，因为这种观点很可能来自儒家的下意识判断。如果《列子·杨朱》真的是杨朱言谈的记录，其中倒是有两处对话可以看出一些事实：
孟孙杨问杨朱：“有这样一种人，珍爱生命，爱惜身体，想达到不死，这可行吗？”杨朱说：“常理上没有不死的人。”“想达到长生，这可行吗？”“常理上没有长生的人……而且活那么久干什么呢……”孟孙阳说：“这么说的话，速死比长生更好，赴汤蹈火，实现理想。”杨朱说：“也不是这样……为什么要纠结快或慢呢。”
禽子问杨朱说：“在你身上拔一根毛发以救济世界，你干不干？”杨朱说：“世界固然不是一根毛发能救得了的。”禽子说：“如果可以呢？”杨朱没有回答。
从这两段来看，杨朱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现实”的思维方式，比如长生不死是不存在的，拔一毛利天下，在经济学上来看，价值不对等。
在诸子中，也有一个人的思想非常现实，就是法家的商鞅。《商君书·农战》说：“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文章中特别批判《诗》《书》这一类影响农业生产、军事国防的文化产业，毕竟这些内容在“国危兵弱”的时候，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秦王朝也从事实上证明了商鞅抓住现实矛盾的正确性。
7W8：杨朱学派偏法家→现实主义者（Realist）
对杨朱的学说，一般有不同的评价，一说是“轻物重生”，一说是“纵欲享乐”。从一个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可用“现实主义”来描述。陈鼓应的观点是：“《杨朱篇》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给现实主义者提供理论基础的一篇文字，而其现实主义仍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它的理想人生是：物我兼利，人人过着美好的日子。”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句话和以“人性自私”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学高度吻合，在经济学中，即便是“慈善”这种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意义。杨朱的这句话，没有具体的论证过程，也许可以视为直觉上的结论。他的这句话，讲的正是“市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作用，极少需要人为干预，而前提就是“人性自私”。而杨朱要表达的，是否也是如此？
《吕氏春秋》说：“阳生贵己。”这里的阳生一般认为即是杨朱。“贵己”二字是当时的人对杨朱学说的概括。《列子·杨朱》中，杨朱分析人生：“人活到一百岁，算是寿命的极致。假设活到一百岁，儿时懵懂，老时昏花，时间去近掉一半；晚上睡觉时、白天清醒时溜走的时间，又去掉近一半；苦难、忧患，又占了一半。真正的时间也就十几年吧，人活着到底该干什么呢……”今时我们也这样分析：一天睡8小时，而一天只有24小时，所以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我们应怎样善用活着的时间？杨朱以“太古之人”为依托，认为应该“从心而动”、“从性而游”，“不为名所劝”、“不为刑所及”。以此看来，和庄子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如出一辙。“从心而动”和“从性而游”也许可以作为“贵己”的注解。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这样的话语，很直接，很尖锐，听起来确实呈现出一个“自私自利”的形象，也难怪孟子对他批判得厉害。这里又不得不提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性自私”并不意味着“损人利己”；市场存在需求，而杨朱的需求很现实——去名求实而已。
《九型人格的智慧》：这种亚类型的人真的喜欢这个世界，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至上主义者”……他们脚踏实地，注重现实，讲求实际。（一般状态）他们会表现得很强势，具有照顾其自身需求的意志力和驱动力……他们的直截了当近乎率直，甚至会给别人造成压迫感，反而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8W7：法家偏杨朱学派→独立者（Independent）
梁惠王应该是战国时期见过人才最多的君王吧？得到他重用的人包括惠施，也有张仪；而孟子无疑游说过梁惠王，邹衍、杨朱、庄子均有见梁惠王的记载，包括庞涓、孙膑也是当时的人才。当然，最关键的一个人，是商鞅。魏相公叔座病危时向梁惠王推荐商鞅（其时称公孙鞅），但是梁惠王并不重视。是不是人才太多，造成了选择困难症？
商鞅据《史记》的记载，也并非和秦孝公一拍即合，他前两次分别用“帝道”、“王道”游说秦孝公而不成功，最终以“霸道”游说而深得孝公之心。司马迁评论说：“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商鞅其实是务实的，讲帝王之术大概只是一种手段。秦孝公同样认为走帝王之术的道路需要太长时间，而后来通过商鞅的变法确实在短时间内使得秦国变得强大，改变了战国的格局。
商鞅进行变法的第一步，几乎是古代版的“微习惯”，即是让百姓通过做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而得到奖赏。推行变法，在历史上往往是阻力最大的一件事，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商鞅也确实作为风险承担者付出了代价，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开始亡命天涯，最终遭受车裂之刑。有时候我们总觉得，为什么商鞅不学习道家的功成身退呢？这其中也许有性格因素，他大概不会选择退居，而是选择和对手抗争到底。
《九型人格的智慧》：这种亚类型的人思维敏捷，而且务实，他们常常拥有个人魅力，能够吸引其他人的支持，让大家参与他们的构想。他们以行动为导向，希望对世界产生影响……（一般状态）这种亚类型的人是具有冒险精神的风险承担者；他们往往有着“庞大的计划”，为了获得其他人的合作，喜欢夸下海口，并且夸大他们冒险事业的潜在成果……他们的强势和对抗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大可能从斗争中退缩。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拓展参考资料：
论文/《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兼论<杨朱篇>非魏晋时伪托》陈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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